新文化史视域下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新文化史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教育史学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与历史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应该也需要从历史学中汲取营养,获得自身新的发展.近些年来在教育史学界悄然兴起的教育活动史研究可以从新文化史当中获取一些新的启示.新文化史视域下的教育活动史研究需要实现“三个转向”:研究视角应从上层转向民众,将人重新放回到历史当中;研究重心应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具体描写;历史撰述应从分析转向叙事,注重平实生动.     

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一股史学潮流,它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它的引入不但为中国史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还带来了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革新,为历史学参与反思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徽州社会史研究的新转向(主持语)

常建华在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论文中,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演变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与梳理,提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动员,即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从以传统的社会生活史为中心转向以新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为重点,"从日常生活切入把握中国历史"①. 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内容的转变,更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转变.     

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新尝试──《中国市井文化与传统曲艺》评析

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新尝试──《中国市井文化与传统曲艺》评析王文成近年来，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成果相继问世。云南省社科院段玉明同志的新著《中国市井文化与传统曲艺》一书（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     

评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史导论》的评述,揭示了钱穆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上的贡献:建立的一整套人文主义特色的文化观和方法论;从中国固有的地理及气候环境出发．探讨中国文化、文明起源的背景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突出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中的融和精神;尤其是在中西文化史比较方面,反对不加分析地把中国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一古一今之别,反对以西方文化模式剪裁中国文化,阐述出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社会文化史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向

新社会文化史强调对历史结构的“深描”,将个人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主张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从文化意义上研究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形象”,发掘象征被赋予意义的实践的历史,以此寻找重新解释历史的文化语码.这种史学观影响并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视角、学科话语和描述方式的范式转向.     

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

柳诒徵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长期在高校和图书馆从事史学研究,著述众多,《中国文化史》为其代表作之一。该书作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虽然其观点存在一些矛盾之处,但这恰反映了转型期学人的一种努力,且该书对其后之文化史著作影响至深。     

文化史研究再出发——1978-2000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从学科史的角度看,从80年代初开始,在梁漱溟、蔡尚思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倡导和组织下,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相继创办起来,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从而积极推动了文化史研究的开展。到90年代末,学界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先后出版了约20种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丛书、200余部以“文化史”冠名的综合性著作,文化史研究呈现出兴盛的局面。就研究取向言,文化史研究与中国的道路选择、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思潮紧密相关。大体说来,80年代批判和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声音高一些,90年代认同和肯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声音多一些。继往开来,回顾和总结这20年的学术史,意在推动当下的文化史学科建设。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明清仕女闺阁文化——以《红楼梦》为中心的文本解读

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着力强调文本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在新文化史理论下,将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红楼梦》视为明清历史文化的文本,有着诸多研究空间与参考价值。古代仕女闺阁文化为新社会史、新妇女史、社会性别史重点研究内容。在新文化史理论与视角下,结合诸史家前人观点,以《红楼梦》为中心文本进行分析解读,从书中人物与居所命名、日常饮食、器具与住宅以及日常活动等角度分别探讨,力求对明清仕女闺阁文化得出己见。     

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

日常生活史在欧美等地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可以视为社会史或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作为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意义。日常生活史的出现,从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著《文明的进程》到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都贯穿着西方历史演进"道德私人化"的基本思想。如今的日常生活史,已与物质文化、社会性别、科技、医疗、身体、艺术诸史相融合,研究采用多种视角,成为跨学科的学问。欧美日常生活史学家尖锐批评社会科学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特点,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面对海外日常生活史研究产生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晚起的中国日常生活史应当将中外日常生活史的比较研究作为自觉的行为。表面来看,似乎是西方公私分立,中国公私相混,中国历史上公与私的生活以及二者的关系与西方究竟有何不同,值得深入研究。     

戴锦华的文艺批评思想述略

戴锦华的研究领域涉及电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她以电影语言、西方文化理论和文化史思想史视野,开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电影史研究的“电影文化史”研究范式。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她以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当代历史情境为参照,勾勒出女性书写由“地心”到“地表”的浮现之旅以及现代女性话语的形塑过程。戴锦华提出“文化的位置”这一命题,不仅是寻求在新自由主义崛起的时代对于建构潜能的一次尝试,也是对英国文化研究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一次回溯与反思。     

史业今生未许休——阎宗临先生的文化史研究论略

本文是对《阎宗临史学文集》及其他著作的简单评介。论述从三个方面展开，即世界文化史、中西交通史以及笺注。贯穿在阎宗临史学研究中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的文化史。它既表现为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介绍，也表现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热爱，更表现为对世界文化整体性的确信。阎宗临先生在文化史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值得今天的学术界注意。     

中国文化史的当代反思与构建

中国文化史作为专门史研究自上世纪开始之时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即受到学科科学性的置疑和传统地位的失落。要使文化史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所发展,必须要承认其学科的科学性,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为此对文化史的反思与建构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新的哲学思考或许是化解双重压力的一个途径。     

田汝康与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

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实践,是推动中国史学进步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最受国内史学界关注的当代西方史学趋势莫过于新文化史。但学界知之甚少的是,早在1988年,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田汝康先生,就已在新文化史方法与中国史研究的结合上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探索,而与国外史学前沿相一致。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史研究

<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该书继承了侯外庐对中国哲学内涵的基本定位,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之外增加了心性论、境界论的内容,拓展了哲学史研究的内涵;从哲学与文化的互动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些新的判断;继承侯外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术史研究视野,提出文化史研究视野.     

论艺术鉴藏史研究对图书文化史研究的借鉴意义——兼述项元汴研究进展

在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领域中，很少有人会用艺术鉴藏史的研究方法与眼光来做研究。在藏书文化研究中，若仅仅关注藏家所收藏的图书而不顾其它，在某些方面会导致研究的片面性。同时，艺术鉴藏史领域的著作，其研究视角中有一些甚少出现在图书文化史研究中。例如在项元汴收藏研究中，可以通过“艺术审美”的角度、“赞助人”的角度、“收藏趣味”传承等方面加以研究，从而说明研究艺术鉴藏对图书文化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从社会史到新文化史:拉斐尔·萨缪尔对人民历史的诠释与书写

深受家庭环境以及英国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拉斐尔·萨缪尔把人民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志趣,采取"自下而上"看历史的研究取向。他所研究的人民是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所反映的是当时英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他还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历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在研究方法上,早期他主要采用社会史的方法,后期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他的历史认识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变化,开始关注文化问题,采用新文化史的方法。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后记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2001年号>是西北民族学院历史学系中国文化史硕士点学术梯队的一部专题论文集.本论集主要由西部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关于西部少数民族汉文文献的发掘研究、藏传佛教信仰民族文化研究、伊斯兰教信仰民族文化研究等四个部分组成.现结集出版,以期引起在"西部大开发"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论对科学技术的文化史考察

从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上 ,对科技文化的历史进行了考察 ,阐述在前科技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近现代科技文化的基本特点及构成层次 ,探讨了科技文化中潜伏着的矛盾及其文化史根源。指出鉴于全球问题的发生 ,既要重视科学精神的培育 ,更要强调人文精神的灌输。     

社会史与人口史

社会史与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史、人口史等相邻学科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我们对于上述诸种联系的探讨却显得非常薄弱,这不仅有碍于研究视野的拓展,也无助于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