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东汉中后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盛衰变化

针对西汉君主普遍重视今文经学而轻视古文经学的状况,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进行了二百年的斗争,结果古文经学由衰而盛,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则盛而衰,为古今经学所取代.     

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影响：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儒家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孟子某些观点有助于西汉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关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对汉初今文三家诸多有启示;盂子通经致用的精神为汉代个文经学家所继承;盂子的某些学术观点多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最后得出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人物的结论。     

楚简《诗论》作者再审视——附论《毛诗序》的作者问题

学术界对于上博简《诗论》作者有孔子说、子夏说、子羔说、孔门再传弟子所作等几种推测。经过辨析可知,《诗论》的作者不是孔子、《诗论》的作者或非孔门再传弟子、《诗论》作者不是子羔,进而得出《诗论》作者是子夏的可能性比较大。将《诗论》与子夏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诗论》精准总论诗旨、以礼说诗及以政说诗的风格皆与子夏思想相符。《毛诗序》的作者应该是毛公,而不是子夏。毛公受子夏诗学影响,当属子夏一系。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许慎以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撰成了《说文解字》,成为批判今文经学的锐利武器.同时,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并不完全拘泥于古文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为古今文经学的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西汉后期经学思潮和经学重心的下移

本文受钱穆先生《刘向父子年谱》的启发，试图论述西汉后期的几种经学思潮：一，西汉后期分古文之界未明，诸经派别也不严；二、西汉后期经学的复古崇礼思潮；三、西汉后期经学中关于易姓和再受命的思潮。并认为这些思潮的兴起在意识形态上为王莽代汉和改制提供了依据，而这又是经学参与政治的最后一次尝试；其后，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注重名物训教和制度考订的科学经学兴起．表明了经学的重心由关注政治而转移到关注经本身的训解，即两汉之交，政治经学转向了科学经学。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是古文经学发展兴盛并压倒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期。这一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其标志则是"郑学"的出现。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大进步。但首先在今古文经学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是郑玄之前的许慎。许慎在汉代是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兼采今文经说即已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而他的《五经异义》更为这种融合起了奠基作用。     

《论语》作者及篇章结构略考

《论语》不是纯粹的由一人或者一个团体编定完成,不管是孔门弟子,如仲弓子夏子游,还是孔门再传弟子,如曾子或有子的门人,抑或是子思,实际上《论语》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并不是说,《论语》完全由散乱的语录在不同时代结集起来,而是由主体文本与附属文本组成的。这个主体文本就是仲弓子夏子游子张子贡有子等人在孔子逝后,召集众弟子完成的;而附属文本则是曾子门人记录的曾子语录以及其他孔门弟子语录。     

论刘向对《孝经》文本的整理

西汉末年刘向对《孝经》进行整理的文本对象不是历来所认为的颜氏今文本，而是宫廷内府所藏孔壁古文本。经刘向整理后流传的《孝经》文本属于古文系统。由此，历来《孝经》学界关于《孝经》学源流分为今文、古文两个基本系统的根本认识有必要做重新考量。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关于《尚书》的几个问题——与刘国忠博士商榷

与刘国忠博士《走近清华简》一书中的观点商榷,提出10个问题,并阐述下列看法:《尚书》中的诰、誓、训、命是事前草拟,届时宣读的原始文献,而谟、典是史官记录,后人美化而形成的历史故事;《尚书》小序非孔子所作,是西汉人张霸伪托孔子而作;西汉《今文尚书》28篇非孔子录百篇尚书残本,其中《禹贡》、《尧典》、《皋陶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历史故事;西汉《古文尚书》16篇,是孔安国所献孔子家藏本;梅赜《尚书》不是西汉《古文尚书》,但两者并非毫无联系,是利用了先秦书籍曾引用的尚书篇名及语句,加以自己的阐发而另作;清华简中的两篇商书,命名为《尹至》,《尹诰》均不妥,应改命《汤尹之誓》和《尹谟》,真正的《尹诰》并不存在;《尹谟》非伊尹亲作,《史记.殷本纪》所记《咸有一德》是伊尹亲作,前者记灭夏前事,后者作于灭夏后,所以《尹谟》不是《咸有一德》;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是魏晋人编写的伊尹训戒太甲的历史故事,《尹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商汤与伊尹筹划反夏的历史故事,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文字全然不同;用《伊谟》与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对照,而断其为伪作,方法不可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闪耀着思想智慧,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朱熹不掩其思想智慧,不忍中断中国文脉,所以不完全否定梅赜《尚书》;对于西汉古文尚书16篇而言,梅赜《尚书》是伪作,但它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形成许多格言成语,深刻注塑中国人的观念,是真实存在的书,是价值丰富之书,当代人不可斥其为伪书,应该直称其为梅赜《尚书》。     

从六经目录学变迁看《周易》的思想史地位

西汉末年,刘向父子通过目录学的"类"、"序"特殊途径,正式确立<周易>为六经之首的正统思想学术地位.以<周易>为六经之首所形成的新的排序,不仅是当时经学思潮的影响下各种思想融汇交流的结果,也与孔子及儒家在当时思想领域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既是"子学余绪"的挽歌,又是"独尊儒术"的新章.通过<周易>在六经中地位的变迁,体现当时"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思想融合大趋势,并表明了<周易>的形而上学建构才是它的地位在当时产生飞跃的根本原因.这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长期努力的结果.     

略述中国古代的《周礼》学

《周礼》一书 ,西汉时期由河间献王从民间搜集所得 ,王莽居摄时曾立博士。东汉时期《周礼》虽未立学官 ,但得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一班大儒的提倡 ,颇盛行于世。特别是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注 ,置之于《三礼》之首 ,更为世所重 ,成为古文经学的一面旗帜。此后《周礼》学历朝延绵不绝 ,至季清孙诒让作《周礼正义》而集其大成。《周礼》学的兴衰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派学术思想论略

清代乾、嘉、道、咸时代的今文经学,在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两方面对古文经学展开激烈攻击。在学术上,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家对《春秋》三传、《尚书》、《诗经》、《礼经》等儒家经典,以及中国经学史、学术史上若干重要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识,并进行了大量论证。由于时代的变迁,清代今文经学在诸多方面均与汉代的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对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子夏与《丧服传》关系考论

《丧服传》与子夏的关系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老问题,对这一问题作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论述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论证子夏在儒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认定子夏具备传授《丧服传》的资质和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丧服传》与其他两部据说也由子夏所传授的儒家经典《公羊传》、《谷梁传》在文本上的内在相似性,说明子夏"传"和部分撰写《丧服传》的可能性。因此,否定子夏"传"《丧服传》缺乏理据。《丧服传》虽然不一定完全由子夏所撰作,但《丧服传》为子夏所"传"之说是基本可信的。     

论《法言》的尊圣崇经与儒学批判

扬雄象《论语》而撰《法言》,与西汉后期的社会政治和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他以当代孟子自居,对西汉以来的今文经学、谶纬神学、《太史公书》以及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说,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批判并力图加以纠正。他还明确界定诸子为“其知异于孔子”者,并赋予儒以新的文化内涵。《法言》的尊圣崇经,不是保守倒退地简单复古,而是自觉奉行儒家经典的真正内涵,坚决捍卫孔孟之道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