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中禳除术“水碗立箸诧冲气”仪式蕴含的民俗意象及特征

陇中地区“水碗立箸诧冲气”的疗病方式属禳除术的一种。在“水碗立箸诧冲气”仪式中,执行者主要使用水碗、筷子等器物,采用吐唾等行为,以及选取十字路口等场所,仪式中所使用的器物、采用的手段,以及所选择的场所等,都蕴含着特定的民俗意象。文章通过对该仪式所蕴含的民俗意象的分析,可以看出“水碗立箸诧冲气”具有人事性和生活化、多重时空层叠整合和混融杂糅、普遍现实基础等特征。       

日本竹文化符号及其内核特征的研究

在日本,竹子不仅在物质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作者从日本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本竹文化符号、内核和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日本竹文化代表旺盛的生命力,反映了日本民族的顽强向上、坚忍不拔的特点,构成了日本竹文化的内核,同时,日本竹文化体现了日本民族仔细的观察力和精致的思考方式。竹文化反映了日本民族对竹文化的认识、理解和信仰。     

美国外交文件中的《开罗宣言》与日本海外领地处置研究

《开罗宣言》从三个方面对日本领地进行了战后处置,即日本应归还所有从中国窃取的中国领土、剥夺日本所攫取的所有太平洋中的岛屿、将日本从其以暴力和贪婪而攫取的所有其他领土中驱逐出去。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同意《开罗宣言》所有内容,认为日本归还所窃取的所有中国领土是"对"的,盟国进一步明确了要掌控所有日本之前占据的太平洋中的战略要地(岛屿),原则上同意将对从日本夺取的太平洋岛屿和领地实施托管制度。文章认为战后亚太秩序的建立是以对日本战后领地的这种处置为基础的,《开罗宣言》是中国收复故土的第一个国际法律文件,中日之间领土问题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彻底解决。     

和敬清寂 茶禅一味——论日本茶道

茶与禅宗的结合,是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即茶文化现象。茶禅一味,是中国茶文化的精髓和天地人和的最高境界。日本茶道起源于中国的禅僧,由日本的禅僧将中国茶种带回日本进行播种,还将中国的种茶、饮茶之道进行传播,并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村田珠光、茶道的中兴之祖武野紹鴎都是通过拜禅师学禅,将禅的哲学内涵与茶道所追求的精神境界结合起来,并一步步将日本茶道发扬光大,禅宗无疑是影响日本茶道精神内涵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日本茶道,从"露地"、"茶室"环境、"床の間"、"天井"、"畳"的布置,到"懐石料理"的选择;从茶道仪式过程,到人的心境,都体现了其精神内涵,即和、敬、清、寂,形成了日本茶道独特的思想艺术体系。     

日语鱼名和日本的鱼文化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日本鱼名的多样性与日本文化的关系;从鱼多用汉字标记,用汉字原意的解释,依据鱼的形状和习性为鱼命名可在汉语辞海中找出根据这三点足以看出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从日本人用的是和制汉字,使用多种鱼组成成语,日本的"国"字既便是用和制汉字标记,这一点上看到日本文化既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又有对自身日本文化的创新。体现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极力维护传统文化的特征。     

历史文献学的考察视角：“支那”词义的演变轨迹

"支那"一词源于梵文"cina",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关于这个词的原意,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支那"一词的词义进行探讨,认为"支那"是一个超越了时空概念的词汇,借指所有中原王朝.对于"支那"一词的使用范围,笔者认为在东西文化发生大规模碰撞之前,在一些佛教界人士中使用相对较多.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也很少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在日本教育中,把中国说成"支那",意在把中国人说成是野蛮、落伍和无能的一群人,"支那"一词也逐渐由褒义转向贬义,抗日战争胜利后"支那"一词在日本从国家层面上才开始停止使用.     

日本文化视野中的“中国”

从文化角度上看,"中国"一词本身就含有地理区域、民族类别及文化体系等多重涵义,日本学者正是从这种文化角度来解读"中国"一词的内涵。这种解读既可以让我们审视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又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时,自身也一直在追求与中国相对等的文化地位。日本对传入的中国文化是一种有选择性的接受,并且在汲收的同时,根据自身的需要,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加以"过滤",将其本土化,这无疑反映了中日文明交流中的独特历史进程。     

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

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有一批汉字术语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传输日本-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转换后的该汉字术语又传输回中国。此种"侨词来归",正是中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东渐而发生互动的一种表现形态。本文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阐述此一论题。     

我国“综合实践活动”与“日本综合学习时间”之比较

中国新课程改革的亮点之一"综合实践活动",从实施之初就引起了广泛关注。日本以发展"生存能力"为目标的"综合学习时间"也从200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从本质上来看,中国与日本政治体制不同,"综合实践活动"也与"综合学习时间"在实施背景、课程的目标、内容等方面有诸多差异,但中日这两大课程都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要求赋予学校、教师、学生相应的自主权、选择权,包括学校直接管理、教师和学生自行研制和学生自我研究学习。     

江南筷俗拾趣

摘自·2013年4月18日《光明日报》旧时,江南一带民间习俗中禁忌颇多,小小的筷子也有许多讲究。筷子有＂箸＂或＂筋＂之称,但江苏、浙江的船民、渔民忌讳叫＂箸＂,认为不吉利。陆容《菽园杂记》曰：＂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     

《记纪》神话与日本竹文化

通过系统解读《记纪》神话,可知其中的小竹、竹林、竹笋以及箕、梳、笼、箭、箸、竹秆、竹刀等竹文化意象是上古日本竹文化在神话文学中的折射和形象表述,反映了上古时期日本竹文化的历史悠久、灵力巫术、种类丰富、内涵深刻等特征,隐含着上古时期隼人族等土著民族遭受欺凌压迫的历史秘密.     

宋元时期中日绘画的传播与交流

宋元时期中日绘画的传播与交流对两国绘画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日本从中国学得绘画艺术并进一步发展成为自己民族的绘画风格,而中国从中得到是经验和教训。"吸养和寻根"是中国绘画发展的最好途径,日本绘画发展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增强了我们勇往的信心。     

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与挪位——以中日文人的不同书写为中心

历史一方面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及其序列,另一方面也是他人的不断建构和改写。中国历史人物郑成功在日本历代文人的笔下便经历了一个其身份不断被建构和改写的过程: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将郑成功界定为"吾大东日本之人",体现了郑成功身份的日本文化属性;近代日本,郑成功的身份被认定为具有日本人特征的"日本种子发出的芽",体现了郑成功身份的中日文化交融属性;现代日本,日本文人从郑成功身份的中国文化属性出发,认定郑成功为"东亚大英雄"。与此相参照,中国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是随时代而变迁:南明时期,郑成功被封为"延平郡王";清朝时期则实现了从认定郑成功为"乱臣贼子"到"明季遗臣"再到承认其"延平郡王"身份的转变;抗战时期,郑成功被尊为"民族英雄";"二战"以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郑成功又被赋予"海洋英雄""东亚英雄"的称号。研究郑成功身份的书写史,不仅是深入认识郑成功本人的关键,也是揭示自江户时代至今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拒斥等复杂民族心态的突破口。     

中日大学生及父母的赡养意识

本研究旨在分析中日两国两代人之间赡养父母意识的异同。采用赡养父母意识量表,测量了中国大学生及父母(大学生959人、其父母707人)和日本大学生及父母(大学生636人、其父母368人)的父母赡养意识。结果发现:中国大学生和父母在"与父母同住意识"和"赡养父母意识"上显著高于日本;日本大学生更多地选择"自宅死";中国父母、日本大学生和日本父母的手段性赡养意识显著低于情绪性赡养意识,其中日本父母的手段性赡养意识在各组中最低。     

简评"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说

从对日本逐步侵华、中国东北和关内的关系、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1935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内外政策的转变的具体分析,批驳了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重新评价了"华北事变"的历史地位。     

东西文化场域间的探索——日本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之一

日本当代比较文学30多年来硕果累累,在文学"转型期"中其根本指向是对"文学"的重新叩问.从更深层次反思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日本式东方主义"问题的探讨应看作是日本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拓展;同时,对"近代"、"近代文学"的重新界定,实际是对占支配地位的西方话语体系的反拨.当今日本比较文学在更宽广的视野下的跨文化、跨科研究戊势也值得中国比较文学界、文学批评界认真研究.     

甲午战争对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影响

近代以来日本海权意识不断膨胀,成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思想根源。甲午战争同时成为建构近代日本国民国家的逻辑起点,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向海外扩张的野心,形成了面对中国颇具优越意识的"蔑视型"的"甲午史观"。甲午战争从思想观念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国人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革。甲午战争及其后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干扰和打乱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甚至对当代的中日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学和中国学——日本的中国与中国文化研究命名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迅速崛起,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国外关于中国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在众多的研究中,日本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但是关于日本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的命名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通过从古至今日本对中国研究的演变的分析,可以将日本的中国研究以明治维新为分水岭,分别命名为"汉学"和"中国学"。     

边关何处?——19、20世纪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兴起及其背景

19、20世纪之交,日本的东洋史学逐渐成型,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之学迅速崛起。本文要讨论的是这一日本东洋学转变时期的学术变化及其政治背景,并通过这一变化反观中国现代学术史。日本东洋学界这一转变,一方面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所谓"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开始兴起;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崛起和所谓"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的兴趣从传统汉族中国偏向所谓"满蒙回藏鲜"的历史地理研究,与日本政界重建国际地位和扩张领土的野心有关。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周边"的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早已有西北史地与蒙元史研究,但此后的学术研究却没有能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以及政治领土的确立发生真正的交集,因而只是在欧洲和日本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绝学"。如果仔细对比日本东洋学界对"满蒙回藏鲜"的兴趣和中国学界对"四裔之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两国政治的巨大差异和两国学界不同的历史意识。     

数字人文视域下"满洲映画协会"文化殖民考察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持续侵华过程中,日本利用"总力战"体制全面整合战争所必需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力量.除却传统的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等文化殖民力量,日伪当局还将具有强大宣传教化攻势的"电影"武器纳入战时活动当中."满映"所谓的"电影教育"其目的是为日本和伪满洲国"国策"服务的,鼓吹"日满一心一德",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奴化中国人民,丑化中国抗日活动,实质上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满映"的创建过程,以及演员招募、导演择选、影片配给等都从细节之处表明上述的"电影教育"逻辑,文化殖民意图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