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二题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是价值最高的宋诗宋注之一,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但对于李壁注对王安石诗歌艺术层面的触及和讨论,学界重视仍然不够.一方面,李壁对王安石诗歌师法韩愈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体察,于注文中多有表露,这是尤其不应当被忽略的:另一方面,李壁注诗,意、艺并重,在解释名物、典故以及补充本事的同时,谈诗论艺的倾向尤其突出:他不但大量摘引宋诗话的内容,还常常通过比较的方法,对王安石诗歌的句法、对仗、用字等方面进行灵活、简洁的艺术评价,提升了诗注的艺术趣味,增加了诗注的弹性,给原本呆板、生硬、枯燥的诗歌笺注注入了活力.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宋代百咏诗考论

百咏诗最早出现于唐代,宋代创作兴盛。宋代百咏诗有两个明确的主题,咏梅和咏地方风物。科举中的百篇举一科在宋代的延续为百篇成诗的体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地理学和梅文化的高涨则决定了百咏诗的主题。百咏诗在艺术上并不突出,利钝杂陈、良莠不齐,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宋人所作的注释上。今可考知的五十种宋人百咏（包括百题）诗中,有宋人注释的共计七种。其中,刘克庄《梅百咏》有两个宋人注本,今皆亡佚;其余六种为诗人自注,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种。它们扩大了宋诗宋注的名单,是宋诗宋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文献上亦有保存史料之功,于后人之考证颇为有益。     

论《诗林广记》对宋诗宋注的摘引

蔡正孙《诗林广记》大量摘引宋诗宋注,并通过"《诗注》云"、"注者《诗注》云"、"注者云"、"直引不标注"四种不同的摘引方式,表达了对宋诗宋注一分为三的态度:纯粹的诗注、诗注的诗话化以及可以共享的知识。究其原因,宋诗宋注的繁荣与释评兼备的注释特点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而蔡正孙对宋诗、宋注的重视以及《诗林广记》体例上的创新则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合理的保证与必要的条件。     

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宋代王十朋的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在此基础上,冯应榴又受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将"以史证诗"方法升华为"寓考证于注释"的释诗方法,对旧注的编年、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精确的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山谷诗二史注的诗学研究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引典、释意、诗学研究、校勘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二史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包括典故的活用、反用、借用、兼用、摘要以及句式的模仿等。二史注特别重视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诗的创作背景,总结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二史注还常常以"心解"的方法揣摩黄庭坚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在此基础上,史容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成就与价值,认为其风格高古,不容弃去,并总结了黄庭坚诗有为而作的命意特点。此外,史容注还对任渊《内集注》有所补正,并从事了校勘工作。     

论任渊《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

作为现存最早的宋代诗歌注释,任渊的《后山诗注》继承了李善《文选注》重视典故语词出处的传统,而在释意与诗学批评方面有所创新。任渊将诗集目录、作者年谱、诗歌编年考证三者融为一体,有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诗歌。任渊又考证后山诗中时事、今典,探索后山诗的创作事因,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内容,以及陈师道个人生活与交游史中的轶事。任渊还探索陈师道的心理感触,阐发言外之意。最后,任渊寓批评于注释之中,总结后山诗的写作技巧,评论其艺术效果。《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宋诗零考

宋诗零考戴萤一、《游石巩石》一诗非宋人所作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六十收录宋人黄鹤诗《游石巩石》，其出处注为《宜黄县志》。其实宜黄县出过两个黄鹤，都小有名气，一为宋人，一为明人。宋人黄鹤字叔似，光宗时人，有集名《北窗言》，今已佚。明人黄鹤不仕，与人结为诗...     

王安石绝句小诗的思想与艺术

宋人曾季貍在《艇斋诗话》中曾说:“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在宋代诗人中,王安石的七绝小诗,也确实是数一数二的。清人张景星等人的《宋诗别裁集》,于王安石名下的各体中,选得最多的是七绝,共十三首。近人陈石遗的《宋诗精华录》,入选王诗三十四首,绝句占之七、八。程千帆、沈祖棻两先生在《古诗今选》中则多入选安石之五绝,并评论说:“王安石可以说是王维以后五言绝句写得最好的诗人,但人们往往注意他那     

略论宋人诗学典范选择中的李商隐诗

宋诗新风的逐步确立与宋人对唐诗典范选择的转换是同步发生的。在宋人对唐代诗人典范的遴选中,晚唐诗人李商隐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对象。对他的仿效促成了宋初盛极一时的西昆体,而后这种繁缛的诗风却又开始受到诗家的批评。从不同时期宋人诗学典范选择的大背景中来看待李商隐诗,可以发现其诗用典和议论的写法最受宋人推崇,而这是由宋人不同于旧的诗学趣味和时代需求所决定的。对李商隐的选择性接受是体现宋人诗学趣味的一个典型个案,展示出宋诗在唐诗"阴影"之下追求自立创新的过程。     

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传为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虽然不能确定为蔡琰所作,但由其文字内容观察,作者十分贴近蔡琰的心灵声音。其后以《胡笳十八拍》为题目的续作者,唐代有刘商,宋代则有王安石、李纲和文天祥等人的集句诗。李纲和文天祥《胡笳十八拍》集句诗的历史意义可梳理为三个层次:一是延续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效蔡琰自述乱离身世的叙事模式;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文学地位,推崇杜诗为集句诗写作的取材典范;三是实践“以诗为史”,扩大了“诗史”的指涉范围。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论王安石与苏轼孟学思想之差异

王安石从孟子思想非常切合北宋时代建设儒学心性之学与富国强民的需要出发,对孟子之学采取了完全尊信的态度。而苏轼从对儒释道一视同仁的借鉴吸收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出发,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权变思想,因而与王安石的孟学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王安石的孟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振兴和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而苏轼孟学思想中的辨孟部分也从反面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

《周礼》是宋人争议颇多的一部经典。本文主要分析宋末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经学特点:魏了翁对《周礼》抱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此书本完整,传世本的残缺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而《周礼》见疑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儒解经的分歧与失误;对代表汉唐《周礼》学权威的郑玄《周礼注》,魏了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进行了有的放矢地批驳;对于宋代《周礼》学代表作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魏了翁一方面肯定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批评王安石阿附郑《注》,未能领会《周礼》所蕴先王政治精髓,导致变法误国。这些特点展示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论宋人笔记小说中王安石的负面形象

王安石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现有的宋人笔记小说中,王安石的形象以负面为主,主要表现在:诡异的出生,性格执拗、强忮,心胸狭窄,祸国害家,等等。造成这一负面形象的原因在于:与宋代党争有关,南宋初期统治者及其追随者的污蔑,与新学和"诗祸"有关,等等。这一负面形象的形成影响了后世对王安石的客观评价。     

宋代李白诗歌辨伪活动述论

李白部分诗歌一直有真伪之争,辨伪工作是李白诗歌研究史和接受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宋代,有关李白诗歌的辨伪曾形成过一股风气。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编集不是很完善,存在大量佚诗,在宋敏求、曾巩的整理本之外,书法、笔记小说、诗话等文献记载的李白诗歌真伪杂陈,因而引起学者、诗人、诗话家的关注与辨别。宋人在辨别李白诗歌真伪的过程中运用了文献溯源、书法鉴定、辨别语言、体悟风格以及直觉判断等方法,这些辨伪方法是宋人诗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的体现。诗歌辨伪的结论并不强求统一,相反,辨别争论的过程才是李白接受史的精彩片段。     

王安石的经学观和他的词

王安石是宋史上重要的一笔,但是九百年来褒贬不一。王安石具有既不同于汉唐诸儒又不同于程朱宋儒的经学观,是宋代不可忽视的一位经学大家;同时,王安石以一首《桂枝香》横亘宋代词坛,单片成名,成为宋代词史上的重要词人。从王安石的经学观来关照其词学观,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王安石。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