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形成的表现

在近代中国波涛翻滚的思想领域中,一股以“救亡图存”为主线的“西北开发”思想亦显隐起伏,终至“九.一八”事变后,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关头,訇然发展成为煌煌之“西北开发思潮”。文章着力从时代性、变革性、社会性、聚合性、层次性与阶段性几个方面,阐述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形成的表现形式。     

民国时期西北移民垦荒事业历史分析

民国时期,在西北移民垦荒思潮和八年抗日战争的影响下,大批贫民和难民涌向西南、西北大后方开垦荒地。新垦荒地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看,由于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的原因,大面积开垦荒地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加剧了西北地区耕地的荒漠化,恶化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张学良将军的历史贡献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东北易帜，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开发西北，兴办教育，复兴民族；联共抗日，是“大功于抗战事业”的“千古功臣”。     

俄境内所谓中国"移民问题"的对策性思考

近年来,前往俄远东地区的中国人逐渐增多,加之人员流动中又出现了个别不良行为问题,俄境内所谓中国“移民问题”的种种思潮开始泛滥,其相关炒作更是喧嚣一时。“移民问题”在本质上和“中国威胁论”紧密关联,它给中俄关系与合作带来严重危害,也是我国处理中俄关系时必须应对的一个政治难题。对此,我国政府应冷静看待,并采取积极对策。     

浅论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中的资源委员会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西北地区作为战略地位仅次于西南的战略大后方来进行经营,西北经济开发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资源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为抗战胜利和西北地区经济开发作出了一定贡献,构建了西北地区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虽然这一时期的西北开发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仍在工业布局、结构、厂矿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成效,可资当代西北开发参考.     

抗战前开发西北思潮中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 ,国内开发西北思潮高涨。由于西北民族与宗教复杂、边疆危机以及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 ,促使一些有识之士 ,基于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立场 ,关注西北民族与宗教问题。他们认为 ,开发西北 ,必须考虑少数民族的利益 ,并提出发展民族教育 ,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吸收少数民族人才参政等措施。这是当日国人对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有益探索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西北的环境与移民

兰州大学原华荣同志撰写的“西北的环境与移民”论文中强调指出:西北潜在的巨大生存空间,决定了我国经济建设重点在不久将来的必然转移。中国的未来希望在西北,但西北生态环境的负担能力,又决定了大西北决不会成为我国未来人口流向的立足之地。他针对主张向西北移民的观点,提出向西北移民,必须慎之尤慎的论点: 1.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生活这些直接制约生产和生活场所范围的因素来衡量,西北乃是地广而患其狭,人少而患之多。以地广人稀为由主张移民西北是不切实际的。2.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抗战叙事的阈限突破与伦理建构——以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近年来,关于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题材选择上看,新移民作家普遍选择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表现抗战,或钩沉域外华人抗战史,或叙写异族人在中国抗战时空下的命运,或再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中国战场的形成与集结,由此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以国内战场为背景、聚焦中日二元的模式阈限。从叙事伦理上看,新移民作家一方面在小说中灌注人文理念与批判精神,从生命关怀、人性叩问、文明反思等层面对战争做出了发人深省的书写;另一方面亦自觉将重建民族形象和文化主体性内化于对抗战故事的讲述中,从而建构起一种兼具个体、民族与世界多重维度的抗战叙事。     

孙中山关于移民开发边疆的思想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极为重视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移民实边是他关于开发边疆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他主张改变中国人口分布不均的现象，将东南沿海的稠密人口和中国当时的应裁之兵移殖于地旷人稀的西北等边疆，从事农业、工矿业。指出对移民应实行有序的管理和组织，并制订出多种优惠政策，对我国当今进行西部大开发有一定的指导和启示作用。     

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开发中的经济思潮评述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掀起了“开发西北”的热潮,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开发设想和途径。综观当时的开发设想,不外乎发展西北经济、改善民族关系、发展民族教育等等。如果将这些主张作一大致分析的话,可以发现,经济开发是所有开发设想中提到次数最频繁,数量也是最多的。如果再细分的话,则可以看出,在这众多的经济开发设想中,又以主张优先发展交通、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移民垦殖和开办工厂的观点最为普遍。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两课”“三进”探索

“两课”是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三进”是“两课”的根本要求和归宿。如何卓有成效地使正确理论“三进” ,是关系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人才的大问题。多年来“两课”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经过调研论证 ,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坚持“三进”重在“入脑”、教学内容务求科学、方法手段贵在创新、师资素质与时俱进的改进思路。得出结论 ,为了实现“三进” ,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价值取向由传授知识到转变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教育理念由教师中心到以学生为本的根本性转变 ;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灌输式到研究式学习的转变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超越“精英主义”范式和“政府本位”理念——也谈税费改革何以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社会各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在于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组建基层乡民社会的"中间组织",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农民自己利益的实体资源,;同时也借此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改变民众在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非规范性行为"进行抑制.     

"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留日中国学人的关键词

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键词的梳理当从留学界开始,尤其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与词汇的演变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诸多词汇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新民"、"心力"等等都与留日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我看来,其中的"个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自我"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立场的真正体现.     

治疗“是”与“应该”的断裂

本文尝试重新讨论休谟关于“是”与“应该”的问题 ,指明二者断裂的结构 ,进而阐释事实的复杂性 ,通过增加事实的价值负荷来填塞从事实到价值的鸿沟。在此基础上 ,重新理解真理以及真理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