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东亚阳明学何以必要?

东亚概念不仅有其经济政治意义,更有其人文意义。从东亚特殊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理念中,可以开发出它们在新世纪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如果说阳明学在朝鲜曾遭遇退溪学的全力阻击,但终究使自己立足于非主流社会的话,那么在越南的遭遇则似乎更加无奈,就连立足的机会都未曾出现。惟独在日本,阳明学不仅成功地渗透进主流社会,而且还在其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阳明学在东亚诸国的不同遭遇,不仅充分凸显了阳明学的独特个性,而且证实了东亚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对受容和选择输出国思想文化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所谓"阳明学的东亚方法",在方法论上应是"寓一于多"而非"多而合一";在传播学上应是多元中心论而非一元中心论;在发展论上应是相向并行而非单向而行。     

日本阳明学的特点

明代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心学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其东传日本之后,又与幕府统治下的社会背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阳明学。其注重人性、追求平等、强调实践的特点,使日本阳明学冲破了原有朱子学的桎梏,成为瓦解封建统治、推动社会变革的精神武器,促进了明治新时代的到来。     

朱子学在日本的发展

李廼扬先生是旅居日本华侨,在京都市开有中文出版社。我校名誉教授。本文立足于日本、学术和出版,从儒学的年轮、宋理学的成立、朱子学与阳明学之比较、正统思想和华夷观念、日本诸子学的派别与和刻《宋明思想录》的编印六个方面阐述了朱子学在日本的发展。     

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

自王阳明去世之后的中晚明至清代初期，阳明学派内部催生出两个密切相关的新发展方向：气学和经史之学（礼法之学）。新方向提出了两个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心（良知）与气、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则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的思想是对于上述两个发展方向的集大成，代表了阳明学派内部围绕其核心问题进行思想自我更新的重要理论成果，可称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因此，考察作为良知学新开展的气学与礼法之学（经史之学），追问其得以可能的哲学前提，是探讨清初阳明学哲学贡献的重要视角。     

晚明阳明学士人的“明太祖情结”及其思想意涵——以杨复所、管东溟为中心

晚明阳明学中杨复所、管东溟等儒者推崇明太祖，以心学为明太祖之思想作注释，以明太祖为比肩尧舜、超轶孔子的圣帝明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涉及三教关系、孝弟与礼法、心学与道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使阳明学政治化、体制化，使之具有官方学说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极大削弱了阳明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后者尤其有违儒家之精神，阳明学何以走向没落亦可自此窥得端倪。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阳明后学的明太祖情结正凸显出了心学对于秩序、自由与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     

日本阳明学独具的事功特色成因探析

阳明学在中国兴起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传到日本,在17-18世纪时以其简易直截而为日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接受,并与日本的社会历史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思想,发挥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功用,其成因主要是由中国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因社会历史背景及民族文化性格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阳明学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良知之学,又称阳明心学或阳明良知学,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有助于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义利观与政绩观;第二,有助于反腐倡廉,诚信施政;第三,提倡"知行合一",有利于促进"人文化成"。习近平主席对王阳明学说特别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非常重视,他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师生座谈时高度评价了王阳明与阳明学,要求要深入挖掘、整理、弘扬和践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使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并鼓励青年学子要认真学习王阳明的思想和智慧,立志成才,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追求永恒!     

吕柟与阳明学

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吕柟为主要代表的关中学者在面对阳明学的冲击时,仍坚守朱子学的立场,与阳明学者就教人之方、知行先后、格物致知、"修己以敬"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吕柟对阳明学的拒绝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周围及之后的关中学者,从而有效地抵制了阳明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使阳明学在万历中期以前未能取得关中思想的主流地位.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略论王阳明“致良知”的德育思想

阳明的道德教育观是他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核心和基石,也是阳明一生讲学的宗旨,它具体地体现在阳明德育目的、内容、方法及过程之中。阳明德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从中学习和借鉴。     

王阳明与日本关系新考

关于王阳明本人与日本人的交识及阳明著作中涉及日本人或事件之文献考辨的问题,长期以来因缺乏第一手资料而未能作细致梳理。文章认为,王阳明一生共与日本人有过三次接触,时间皆发生在日本第八次至第九次对明勘合贸易期间;所识日人中间,既有法容学识皆一流的禅僧了庵桂悟,也有自小归化日本后又挑起“彝夏之衅”的“恶少”宋素卿。三次接触,使王阳明对日本有了大概的了解,但阳明学传入日本则是在阳明去世以后很久。     

王阳明《象祠记》的文化解读

龙场悟道,王阳明将生死置之度外,把全副精神用于宣讲“良知”之学,此种弘道经历,对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象祠记》是阳明居黔弘扬良知之学的一个鲜活的缩影。这篇珍贵文献的重要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象祠”的缘起、圣人传统与象祠文化精神、象祠文化与阳明一D学诸多思想文化内涵。     

道德观嬗变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兼论阳明学的经济影响

本文从阳明学的兴起与新教改革这两场中西方的道德观嬗变出发，通过对阳明学与新教的道德内涵嬗变的比较，探究道德观嬗变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同时论证阳明学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经济影响。     

石涛《画语录》之哲思

石涛<画语录>辞意玄妙,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它提出的"一画"观念,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一画贯穿本体论、认识论、创作论.由于强调一画的能动性、创造性,因而突出了心灵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地位,较好地解决了人与现实、人与传统、现实与作品的关系问题,建构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现实、人心、画作三者相互圆融而又各具生命的画道.一画在石涛思想体系中的意义和作用,颇类良知在阳明心学中的意义和作用.他反传统的思想,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李贽非常相近.他的思想虽然与佛老两家有密切关系,但总的说来,是对阳明学一泰州学派学说的继承和弘扬.论其谱系,应当属于这一脉.     

“一枝独秀”与“百花齐放”——宋明理学东渐朝鲜和日本的不同呈现

宋明理学向东传入朝鲜和日本,在朝鲜呈现朱子学的"一枝独秀",而在日本却呈现朱子学、古学、阳明学、折衷学的"百花齐放"。究其原因在于两国的社会现实不同,朝鲜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体制社会,而日本则是分权的幕藩体制社会。     

九州学派:日本现代儒学的地域样本

所谓九州学派,就是从楠本正继开始的脱离了传统儒学即旧学的新型的学术形态。与受西方哲学影响而创立于幕末维新期的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不同的是,九州学派的"学统"或"道统"可上溯到江户中期,所以九州学派似乎更具有日本传统的神儒合一的特色以及传统书院教育的诉求。如果说楠本正继是九州学派的奠基人,那么他的两大弟子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便是九州学派的两大领袖。冈田基本上属于阳明学的践行态,而荒木则属于阳明学的学问态。冈田宏识博通,而荒木绵密精微;冈田倾心于阳明精神与神道教的结合,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和庶民化;而荒木则倾心于阳明学与佛学的研究,致力于阳明学的理论化和精致化。尽管九州学派现已逐渐衰微,但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兴旺于世纪之交的九州学派,却在楠本学和冈田学的旗帜下,在日本现当代思想史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影响力。     

阳明学成立与发展的朱子理学思想渊源

陆九渊与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心学一系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学者往往以陆、王二人并称,将他们的思想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但二者之间更多只是思想宗旨相近,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相较之下,阳明学的产生、发展与朱子学有着更深的思想渊源。阳明学其是在朱子学的笼罩下,继承了朱熹所建构的经典体系、理论框架与主要论题,并融会了佛道的智慧,进而通过自得自悟的方式,对朱子学加以深刻的反思、批判而逐步形成的,因而可视为朱子学在明代的另一种延续和发展。而王阳明所作的《朱子晚年定论》即来源于此前朱子学内部和会朱陆的逻辑思路,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思想渊源的具体例证。     

朱子学与日本近世儒学的一元论倾向

儒学自传入日本后一直从属于神道或佛教思想,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至江户时代,朱子学才因其思想本身固有的政治功用性而得到德川幕府的扶持,在江户日本迅速兴起并形成了诸多派别。同一时期日本还出现了阳明学、古学等与朱子学对抗的思潮。日本的朱子学各派在本体论上大都继承了朱熹"理先气后"的"主理"倾向,而反朱子学则或是坚持"气一元"论或是坚持以"心"为本体的哲学立场。整体来看,日本近世儒学各派在本体论思想上都体现了继承自宋明理学中源自佛、道的重视整体、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一元论倾向。这一特征在之后的明治时期同德国观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