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区治理”到“小区治理”——反思当下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之一

当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其宗旨是要构建"政府—社会"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体系。但随着"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小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被忽视,造成了针对其监督的缺失。面对"小区治理"的"失效",以对"社区"和"小区"为不同治理背景的"服务品"提供方式的讨论为基础,必须将市场主体纳入"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多元互动的"合作—监督—共治"的新型"大社区"治理体系。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

相对于硬法之治,软法之治更为注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在本质上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将软法之治引入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共治合作、社区行政管理组织指导服务、社区治理主体民主协商等软法治理理念。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具有侧重反映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意志,制定形式多样、简易、灵活、高效,实施依靠“利益诱导-柔性惩罚”机制,制定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协商性等特征。社区治理创新中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单一的硬法治理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我国社区分类治理研究

社区分类治理是基于社区异质化和社会问题社区化的现状考察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社区治理理念。从目标、依据、表现形式等三个方面对社区分类治理的意涵和内容体系进行阐述,社区分类治理要以“共建共治共享”作为逻辑前提。社区分类治理的具体推进路径是治理理念要从行政化逻辑转向以治理需求为中心,治理机制要从“一刀切” 转向“创新引领”,治理资源的整合要从“一元管理” 转向“多元共治”,借助信息科技,实现从标准化到个性化、精细化的转变。     

“五微”服务 探索小区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城乡社区。这要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应该去“激活”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治”治理、“联动”治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信息化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杭州上城社区信息化模式为例

社区治理主体过于单一、资源过于分散、居民社区认同和参与机制欠缺等一直是影响我国社区建设深入推进和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症结。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二化四网六平台”社区信息化模式实践为例,分析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实现社区的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并形成“国家一市场一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党建引领 奏响社区治理“三部曲”

“党建如何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如何体现,如何促进政府治理、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如何提升服务水平?”面对这些基层治理难题,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委社治委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抓牢主心骨,激发居民参与,筑牢主阵地”奏响社区治理“三部曲”,努力破解治理难题。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及其治理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孕育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它在塑造了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同时,也悄然实现了从“纯粹的虚拟”到“虚拟与真实兼备”的完美蜕变.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真实”属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虚拟世界的治理,而是特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对互联网所链接的虚拟世界及其派生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合作共治.网络世界治理在实践中要达至既有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遵循合作治理、更加注重伦理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实现社会的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准则.基于此,政府在网络世界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亟须变“控制”为“引导”,充分重视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用.     

从“碎片化”到“无缝隙”:一种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的转换分析

当前,关注农村公共服务治理有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多种因素积聚而成的“碎片化”范式已经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新体现.“无缝隙”范式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支撑,倡导部门间协作与沟通,能够有效破解“碎片化”范式的局限性.“无缝隙”范式要求在“治理功能、治理层级、公私合作治理”上进行具体的路径整合,归纳提出“农民需求导向,政府统筹负责,多元协同互动”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碎片化”到“无缝隙”,成为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变革的新趋势.     

人性假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及其演变

政府治理在不同的社会中具有不同的模式和逻辑推演。封建社会是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其逻辑推演是人性善恶;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宪政治理为特征的,其逻辑推演是“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善治”为特征的,其逻辑推演是以人为本,即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从身份到契约:城镇化建设中农民身份的转变

在农村社会中,农民经济身份被固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会身份被固化为"农村居民"。农民身份的固化,在经济发展层面不利于农民权利的保护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社会治理领域则不利于农民自主地位的保障和善治目标的达成。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一方面需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变为"市民",使之成为农业生活活动中具有独立身份的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将"农村居民"转变为"公民",使之具备社会治理主体之地位,能够通过自治组织实现自我管理。     

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的创新与实践

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路径是将客观世界中的社区治理事务经过专业技术处理转化为计算机化的流程。社区治理与社区信息化是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创新的"双核"理论基础,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的创新策略:明晰村镇社区时空特性进行战略规划,以满足村镇社区信息主体需求为主旨进行系统构建,将村镇社区业务流程优化贯彻于系统构建全过程,从细节入手将"人本善治"目标层层落实。"村镇宜居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信息化支撑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是以上创新策略的成功实践。     

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性要义研究

党的十七大提出＂廉政文化＂的科学概念,是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所做出的理论创新,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相碰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多元文化相交汇的时代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大变革。分析廉政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走向,全面把握廉政文化的建设规律和有效图式,对加强党的建设,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村民理事会的基层治理功能及其完善策略

村民理事会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础建立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理事会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它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是官民合作治理的有益纽带,是信任危机治理的有效制度,是农民参与治理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村民理事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新事物,仍然存在着与村"两委"关系不够明确,家族宗族势力的不当干扰,内部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引导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其基层治理功能,从而使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更完善。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城中村”治理困局与解决思路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城中村”这一特有现象。在当前这个以GDP来衡量城市竞争力的时代,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都呈现出一种大兴“拆迁运动”的倾向,以实现“城中村”的终结。但在具体推进中,却日益陷入治理困局。本文以城市现代化为背景,对当前“城中村”治理困局进行了重新梳理,并提出了实现“城中村”有序治理的解决思路。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松散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松散组织”是在资源缺乏和外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形成的组织形式,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临时性与个人权利的不完全性特征。山东省农村地区的组织普遍松散化,主要有“阶段性政治组织”、“被动的整合组织”、“无意识的模式维持组织”与“反整合组织”四种。松散组织是资源匮乏状态下农民生活的反映,对村民自治、社会资本积累和农村秩序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应该正确对待和合理引导松散组织。      

农资代理商感知依赖对其渠道关系型治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依赖、渠道关系型治理和社会资本理论为依据,结合农资流通渠道的实际情况,从依赖角度研究农资代理商渠道关系型治理的影响因素,并将"代理商社会关系资本"作为调节变量,由此构建农资代理商渠道关系型治理的研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农资代理商和零售商渠道关系中,零售商占据着优势地位;农资代理商感知的依赖对其渠道关系型治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资代理商社会关系资本在代理商感知依赖与其渠道关系型治理之间起着负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