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交往伦理的内涵

交往、对话是现代人的根本生存方式与存在方式。交往伦理,是指至少两个交互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语言为媒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情理沟通与理性商谈,达成理解与共识,形成普遍性伦理原则,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并造就道德人格自我的伦理理论。     

人际和谐与交往理性——鲁迅《伤逝》的文本意义新解

鲁迅《伤逝》表明“没有控制的交往”是人际和谐的一种表现形式,也从反面说明“对话”是化解交往危机的必要途径,交往理性是合理性对话的基本动因。     

合理性理论与中国现代性建设

现代化理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合理性问题与合理化问题的理解。比较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困境”的韦伯到“整合”的哈贝马斯反映了“从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到道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发展。交往合理性承认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从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出发,与世界主义、平等主义、对话的普遍主义相联系的多元主义将有利于中国的现代性建设。     

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与商谈伦理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话语模式的深刻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这种新的商谈理论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民主形态,它表明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转向事实与规范的司法与民主范式。然而,此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断裂,应该说新的民主模式是对交往合理性的积极回应,在程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总有商谈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回现。商谈伦理所坚持的普遍性、论证性和主体间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程序民主的建制化过程。在此意义上,阐释商谈伦理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解。     

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之逻辑前提与语义后承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之逻辑前提是,达成对价值判断合理性争论的元价值理解。杜威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对商谈伦理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并且需要强调的是,商谈伦理在主体间达到的共识是一个交互过程,从而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应该把商谈伦理看作全球化的一个理论参与者,而不是唯一的参与者和最后的结论。     

交往理性观照下的翻译主体间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体系基础上建立起的西方主体性哲学稍有衰退,主体间性思想随之逐渐兴起。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主体间的相互尊重、双向交往和理解,使交往行为者与世界建立起联系,以此来解决翻译研究单主体范式的困惑,使翻译活动中各主体之间能在理想的语境下通过交流,达成有效理解,清楚认识,和谐共存。     

社会伦理和谐的道德基础

从史学上说,传统的和谐都是奠定在特定的道德价值基础上的道德和谐,这种和谐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困境。从学理上说,社会和谐只能是伦理和谐,只有复归社会和谐的伦理意蕴,确立普遍的道德合理性的价值原则,才有望使社会和谐成为现实。普遍的道德合理性既要求道德人格的塑造,又要求制度伦理的建构。而制度伦理的建构既应坚持制度的道德辩护,也应体现制度的伦理关怀。其中,制度的道德辩护——德福一致是社会伦理和谐的道德基础。     

伦理-经济概念互释中的意义对话及其价值异化

伦理—经济的概念互释与理论移植是指伦理学与经济学在概念、理论方面的相互诠释和相互移植,它是20世纪学术发展走向辩证综合的重要表征。互释与解释的过程,是“意义”对话和商谈的过程,也是价值让渡和价值互动的过程。但是,由于“意义”“理解”中难以避免的“过度解释”,以及“价值霸权”的现实语境,使互释与移植逻辑与历史地潜在价值异化的危险,“价值殖民”——“价值霸权”——“价值异化”,就是它的一般轨迹。意义对话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价值异化的危险性,使伦理—经济概念互释与理论移植处于选择的二难之中。超越二难的创造性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智慧就是:价值生态。“价值生态”的要义是:以伦理—经济的价值生态的建立,而不是以伦理学或经济学某个学科的意义实现为互释与对话的价值目标;以生态法则进行伦理—经济的意义对话和价值互动。由此,互释与移植的过程,便成为由伦理—经济的生态互动而进行的新的价值创造即生态价值的创造过程。     

人类共同伦理何以可能——不同伦理传统之间对话的共同场域

人类共同伦理的建构之所以遭遇困难,从理论上来说,是由于不同伦理传统之间的对话缺乏应有的观念层级区分。具体来说,不论是形而下的伦理规范及制度层级的对话、还是形而上的信仰及伦理原则层级的对话,都不可能达成共同伦理。这就需要通过厘清观念层级,进入到当代人类共同生活的本源情境之中,以此为对话各方的共同场域,从而使不同伦理展开平等对话成为可能。     

中国传统交往伦理的理论模式

中国文化传统蕴涵着丰富的交往伦理思想，从中可提炼出传统交往伦理的一般理论模式，即在交往主体上。求诸个体自我与加强道德修养；在交往媒介上。强调语言的功用性与伦理意蕴；在交往境遇中。正视各种利益与矛盾冲突；在交往原则上，仁爱为本，经权结合。和谐为要。     

"和"--中华民族古代伦理观的总念

“和”之为德,乃是常识,但在现今的伦理思想史或伦理学说史中,却较少系统论及,而对于“和”德在伦理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就更是未见有人提及。本文对中国古代有关“和”德的思想作了较系统地梳理;同时,依据历代、尤其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及把“和”视作“天德”的思想,提出了“和”为中国古代伦理观的“总念”的观点,并作了相应论述。     

制度伦理:伦理资源转化的"组织化"中介

中国传统伦理资源向现代性伦理资源的转化,植根于中国当代现实的伦理生活。伦理资源转化中介的基本特性包括伦理生活基础性、主体自由创造平台性、伦理资源中转性。制度伦理具有依据伦理和支持伦理两层内涵、创管者道德和成员道德两个前提、鼓励保障和限制约束两种功能、逻辑态和实践态两种形态。制度伦理的逻辑态接近实践态,现存的制度伦理接近现实的制度伦理,使制度伦理担当传统伦理资源向现代性伦理资源转化的"组织化"中介成为可能。     

构建科学的生态伦理观

构建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必须扬弃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意味着以辩证的态度超越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进而形成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道德理论前提。     

关于道德法律化的思考

道德法律化不仅具有内在依据,同时还具有形式和外在的依据及可能性。但并非所有道德都可以转化为法律。某种道德规范是否应该法律化,关键要看其对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正常运行,以及发展地位和影响。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取代道德规范。因此,在进行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中要防止泛法律主义,要准确把握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分寸。     

人性假设与制度伦理的正义价值诉求

中国传统的集团文化形态是以人性本善的“礼”为核心 ,派生出了“以善抑恶”的善正义制度伦理 ,它内含着德治精神的设定身份、分别等级、增进和谐的“亲和”性正义价值取向。而西方的经济文化形态则是以人性本恶的“法”为核心 ,演绎出了“以恶抑恶”、“以恶增善”的法正义制度伦理 ,它内含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从历史的进程看 ,一个社会中集团文化和经济文化只有平衡协调发展 ,使集团原则和经济原则处于均衡状态 ,把对个人利益动力的驱使放在尊重集团原则维持秩序的基础之上 ,才会使社会秩序文化真正繁荣起来。所以 ,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正义价值取向和基本理论 ,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汲取西方崇恶制度伦理的法正义诉求的合理内核 ,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敬重黄河生命倡导河流伦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儿女应该尊重黄河,与黄河和谐共处.以敬重黄河生命为契机,我们更应倡导河流伦理.河流伦理与环境道德具有浓厚的思想渊源与物质基础,振兴河流伦理,倡导环境道德,也是实现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     

宁养服务与医学伦理

宁养服务和医学伦理的关系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宁养服务与治疗伦理 ,宁养服务与用药伦理 ,宁养服务与护理伦理 ,宁养服务与心理疏导。宁养服务的目的是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保证其生命的尊严 ,同时 ,也要求医护人员加强自身的修养和业务水平 ,成为一名称职的宁养服务工作者     

在传统伦理基础上建构市场伦理的可行性探讨

探讨在传统伦理基础上建构现代市场伦理的可行性 ,将围绕如下三个问题展开 :我们所要建构的是什么样的市场伦理 ;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市场伦理是什么样的 ;在传统伦理基础上现代市场伦理建构的途径和机制是什么。现代市场伦理的建构必须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现实的 ,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传统市场伦理中固然有助益于市场活动的伦理要素 ,而它们却只是一种旧有的东西 ,与现代要求相距较远。系统论视野中的伦理演化及其与生存系统的有机结合是在传统伦理基础上建构现代市场伦理的两种可能途径和机制     

伦理话语中的古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城邦理念的伦理解读

亚里士多德对公正德性的探讨却以理想的城邦共同体为背景,他设计的城邦是自然的伦理实体,而德性的生活是其形式或自然目的。城邦像一个有机体,但不是一个有机体。城邦优先于公民,公民对城邦负有义务。但公民作为伦理成员,有着广泛的伦理权利。因而,城邦的伦理秩序不是完全国家主义的齐一划秩序,而是以伦理实体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的合作秩序。城邦公民是自由的个体,公民之间相互平等。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

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内涵于马克思政治观点与政治主张中的伦理诉求及价值关怀.<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针对当时德国极为敏感的社会现实问题,写作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其中内涵着丰富的伦理诉求和价值关怀,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早期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框架.其出发点是对社会贫苦阶层的道德同情和道义支持;其理论基础是通过哲学干预现实以实现社会政治生活的合理化;其主要内容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是判断国家制度善恶的标准,具体体现为国家、省等级会议(法律)、行政当局的应尽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