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原则对刑事立法的制约

道德原则是一定社会成员或阶级用以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在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人类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的准则,具有普遍性。刑事立法是立法者依照法定程序创制刑事法律规范的活动,刑事立法的过程是行为犯罪化与除罪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立法者的伦理价值取向,反映了立法者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因而道德原则是立法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刑事立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     

我国义务教育投资政策的价值取向分析

经济领域效率优先政策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之一就是义务教育投资政策中的"城市偏向".这种带有"城市偏向"的义务教育投资政策与教育公正的教育制度伦理的核心原则背道而驰.根据罗尔斯的制度伦理观,可对其价值取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功利原则与正义原则的错位;差异原则与平等原则的错位;个人伦理与制度伦理的错位.     

论《周易》中的真、善、美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

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决定文化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本质因素，而文化的价值取向则是以真、善、美何者居第一位为分界线的。针对学术界某些人认为中国文化无求真精神的论断，本文从分析真、善、美的含义与关系入手，认为《周易》正是以“真”为第一位的价值取向。同时指出，《周易》对儒、道两家文化以巨大影响，但儒家由于圣人崇拜和经学思维，把“善”放在文化取向之首位，导致中国几千年来伦理文化占据统治地位；道家以“真”为本位，但过于强调对“真”的体悟，反对社会实践，流于出世，丧失了求真精神的本义。今天，我们应采撷中西文化中的求真思想，促进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发展企业文化的战略研究──宏源信托企业发展企业文化调查

公司企业文化是一种集团或组织文化，它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以公司内部创造（或创新）为主，外部文化刺激，输入为辅形成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系。它以企业精神为核心，以公司文化理念群、公司价值取向、公司文化形态、公司副文化（或亚文化）精髓为主要内容，以公司物质文化、公司制度文化为支撑，以公司文化符号为外部记载、传播与输出的工具，融公司的宗旨、行为规范、伦理体系、价值准则、习俗、信仰。制度规定为一体，是公司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有形和无形的行为法典，具有多种功能。公司文化功能即公司文化的“性能”与作…     

试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揉百家学说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我国的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从“均平的伦理原则是中国古代经济改革与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爱民富民、重本抑末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封建帝王的经济决策原则”，“经济伦理转化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秩序原则”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正>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 “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所以,古代经济伦理的价值核心是依靠国家力量和借助意识形态控制社     

文化伦理的逻辑

“文化伦理”具有两种意味:作为存在,文化伦理意味着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作为价值,文化伦理意味着人类的理性在把握了文化与伦理的必然联系的前提下,将伦理的价值,作为文化价值的核心,并以此引导人类文化的价值方向。物质文化是伦理的必然性基础;制度文化是伦理现实化的可能条件;精神文化则是伦理的相对自由。20世纪是人类文化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开始将伦理价值作为文化发展目标的核心。     

善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永恒追求

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的一般意义上,善与恶相对立,是伦理评价体系的最一般的范畴。“所谓价值判断是指对事物善或恶的判断”“肯定的价值的承担者,就是善。如果涉及的是否定的价值,那我们就称之为恶”。在日常生活中,对行为、观念的善恶评价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而这种评价又直接关系到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所以,“明善”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道德哲学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正如元伦理学创始人摩尔所言:“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善的?和什么是恶的?并且我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叫做伦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无论如何必须包括它”。     

当代中国伦理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伦理学作为一门求索善的真谛及其实现的学问，在当今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的宏观背景下，应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在伦理目标确立上，既要坚持主导道德的一元性，又要承认多元道德取向的现实合理性；在伦理规范建设中。不仅要设定人们行为之应然，而且要昭示这种应然之内在依据；在伦理功能向度上，既要注重贬抑人的行为之“恶”，且应褒扬人的行为之“善”；在伦理价值追求上，不仅应着眼个体的致善，而且要研究社会善的实现。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切实关注和有效解决，将有利于提升伦理学的学科价值，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与特点分析

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表现为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及“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功利主义与权利等形式伦理、政治正义与经济正义、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等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集中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常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从马克思经济伦理的观点来分析,它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和精神实质。     

伦理道德对“法治”的基础性支持维度

“法治”不同于“法制”和“依法治国” ,它的实质是一种正义、自由精神 ,而这种精神与伦理道德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法治精神的外化即法律的基础在于伦理道德原则 ,不论是其合理性还是其秩序的建立 ,都要以伦理道德为保证 ,而且法治的具体实施即立法、执法和守法更是需要道德的支撑。     

人心管理: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

所谓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管理,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的行为的管理；二是对人心的管理.行为管理主要依靠制度强制,人心管理主要依靠道德教化.综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的社会管理基本上都是以人心管理为主,以行为管理为辅,亦即“德主刑辅”.统治者们期望通过道德礼俗的教化作用,提高人们的内在修养,从而凝聚人心,规范行为.这种特殊的社会管理方式也造就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秩序,即“礼俗社会”或“伦理社会”.可是,人心似乎并非完全受制于社会道德,同时还要受制于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可以说是一切社会管理的基础,它引导着人们是最终“向善”还是“向恶”.所以,人们的需求满足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人心能否凝聚,行为是否规范.因此,强化人心管理,除了需要进行道德教化之外,还必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历史预制、现实预制与价值选择

公民人格是解读公民社会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深层判据,它植根于公民社会的制度存在,孕生于公民伦理的精神价值.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趋向与公民伦理诉求,决定了传统人格走向公民人格的必然趋势,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塑造,是在传统文化语境和现代化现实境遇中发生的,受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制约.公民人格的历史缺场与现实诉求,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格转型充满对主体性精神、契约精神、规范性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社会正义精神等理性精神形态的希冀与期待.     

论转型期社会公正的实现

一个公正的社会是制度与精神、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统一。要实现社会公正,既不能否定客观制度,也不能否定主观道德,而是要求客观制度与主观道德间的恰当张力,要求制度公正与个体善、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这也是我国实现社会公正的现实道路:制度整合与道德整合的有机统一。     

论法的基本价值

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现象,其内涵丰富,具体存在形态和具体运行极其复杂。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是正义和秩序。正义是人类共有的内在精神,是法的实质价值;秩序则是人类共有的外在需要,是法的形式价值。正义寓于秩序之中,又通过秩序得到了保障。正义和秩序体现了法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法应当是正义和秩序的结合体,法应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     

论法的正义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虽然对正义有不同的认识,但追求和实现法的正义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法的最高价值的正义,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正义不仅与秩序、平等、自由和效率密切相关,而且是秩序、平等、自由和效率等具体价值的统摄和抽象。法的正义价值是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来实现的,是法的价值主体作用于法的价值客体,从而使作为客体的法所具有的潜在的、内在的正义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外在的正义价值,对主体产生应有或期望意义的过程。     

法律正义在法律适用中的冲突与缓和——由许霆案引发的关于正义的思考

正义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关于是非、善恶的肯定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最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判断人们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客观标准。具体语境中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常常不是融汇贯通的。司法实践中，具有法律安定性的法律正义与演变中的社会正义不断产生冲突和悖反。社会变迁中的正义冲突只能通过法律适用来解决。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安乐死”问题的再思考

安乐死问题涉及到医学、法律、哲学等诸多领域，对于安乐死问题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这两种声音。安乐死并不与伦理道德相冲突。反对安乐死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伦理道理驳斥另一种伦理道德，不具有科学性。安乐死问题与生命权体戚相关。安乐死某种程度上是生命权的表现形态之一。安乐死立法是建立在发达的医疗制度、法律制度等基础上的。当下中国对于安乐死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而谨慎进行，对安乐死的条件、程序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界定。     

解读新闻文化的价值观意义

新闻文化的价值观是一个关于学科描述、价值实现和效果评价的重要问题。是一个包括了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的三元结构的价值体系。自在性价值主要是指新闻事实本身,具有新和真的特点;制约性价值体现在传播过程的诸多因素里,有大小道理之分,诸如党性原则、利益共同体、政客影响、权威影响、传播制度和政策体系,以及新闻自由等,都可构成新闻的制约性价值;效果性价值是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这三者互相关联,为人们了解新闻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观参照系。     

法治理念与形式正义

法治理念与形式正义联系密切。形式正义本身历来就具有多态性,这种多态性也正是法治理念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法治理念是形式正义的灵魂和标准,能弥补形式正义之不足。当前,我们的依法治国主要是法治理念的大力推行,法治精神层面理应受到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