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的价值取向

行政法哲学以行政法理性为本体,行政法理性要求行政与立法、行政与司法、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关系的理性化。在这三对矛盾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矛盾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文章以这对核心矛盾为主线,分析了行政法的三种基本理念: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提出以控权论作为中国现当代行政法基本理念更合乎中国的国情。在控权论的理念之下,现代行政法的主要价值取向包括:社会正义、公共利益、行政法治等,公民自由是行政法的终极价值。为了实现以上价值,应以行政自律为基础,兼以权力制衡与权利制衡,并适应社会现实之需要,逐步实现有限政府,日益缩减强制性行政权力范围,拓宽民主领域,建立公民社会,以实现行政法的终极价值——公民自由。     

给付行政的发展与行政法理论、制度的回应

给付行政与秩序行政在行政理念、行政作用、行政方式等方面的截然不同,使得基于秩序行政构建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体系不再具有普适性.给付行政理论及实践的发展,亟需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予以回应.前者包括行政组织法对政府职能的界定,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应体现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精神,应具有人权保障功能等;后者包括给付行政基本理论、给付行政行为理论等内容的给付行政原理.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权利正义

科学发展观为法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为判断行政法权利正义和构建行政法权利正义制度提供了标准、原则和理论支持。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权利正义以法哲学的方式，通过探讨行政法权利正义的特点、原则与建构，提高对行政法权利制度的认知能力，从而更好地规范、控制行政权力，实现行政法权利正义。     

论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公共利益在公法尤其是行政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现代行政的目的,是行政法成为部门法的基础.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不仅限定了公民的权利界限,也为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行使设置了法律边界.然而公共利益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这一不确定性表现在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对此,需要在公共利益与相关概念的比较中把握其内涵,并通过确立一定的判断标准和法律程序,在立法、行政、司法等环节对公共利益予以审查和界定,以保证行政法上公共利益的实现.     

给付行政下的政府不作为责任

给付行政作为一种具体化的权力技术,同时也是一种新兴的行政模式和行政理念,其兴起和发展经历了从道义到特权再到权利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政府不作为责任从否定走向肯定并不断拓展的过程.政府不作为责任起源于给付行政,并随着给付行政的发展而在范围上从生存权扩充至发展权.给付行政意味着政府将从法律上对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责任的实现,要求在对行政权进行限制的同时,塑造高效、能动的行政权运行机制.     

德、美给付利益保障的比较法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给付行政的方兴未艾,给付利益在现代社会对于个人的重要性愈加突显,给付利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行政法学界关注研究的焦点。世界范围内,德国的"区别对待"保障模式和美国的"新财产权"保障模式无疑极具特点和影响力,本文通过对两者的比较法研究,分析、探求其背后的理论内涵,以为我国生成适合自身的保障模式奠定良好的基础。     

行政给付的性质界说

传统行政法理论将行政给付的性质界定为两点:授益行政行为和经济行政行为。这种界定不仅使行政给付的外延变得极其狭窄,而且克减了给付受益人的权利和行政主体的给付义务。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行政给付的权利基础已由生存权转变为受益权,而受益权的满足已不仅限于经济内容,行政给付也就具有了综合的法律属性:它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行政活动,是国家、政府义务与公民权利的集合体。     

封闭与开放:论行政与行政法关系的两重维度

一直受行政管理认知的影响,行政法系统很难按独立的法律预期来解决行政争议.为了更好的说明行政法与行政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有穿透力的内部视角”,即行政法系统在认知上对行政管理开放,在运作上则保持法律封闭性的立场.行政法靠符码化保持其规范运行的封闭性,靠纲要化获得其认知上的开放性,才能建立以“法”与“非法”为基准的独立的行政法系统.     

论政府采购的法治化

政府采购是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一种表现形态,旨在使依法行政能够最大化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现代行政法理论引入私法契约的产物.政府采购的法律性质取决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属性,后者应当是行政规则与合同法条款的特殊结合,是属于偏重于行政性的混合型合同.在新的宪政理念和行政法治精神指导下,必须从思想认识、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层面对我国现行政府采购制度进行分析,探究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路径.     

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法规制研究

政府公共服务近年来已成为我国行政系统行政权行使的主要行为导向之一。然而,政府公共服务的法律规制则显得较为单薄,尤其是行政法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规制几乎还是空白。基于此,我们认为,在强调政府公共服务的现代理念时,应当对我国的行政法进行新的价值定位,用行政法规制政府公共服务,即完成政府公共服务行政法体系的顶层设计、制定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法典则、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法职能、建构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法律救济。     

行政惯例的地位新探——基于行政法源与行政法治的双重视角

长期以来,行政惯例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冷门",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改观。与之前的主流观点将行政惯例排除在行政法渊源之外不同,新近的研究成果普遍主张行政惯例在我国的行政法渊源地位。就目前而言,这种主张缺乏实定法支持,但行政法治实践中确实有行政惯例的身影。从行政法渊源和行政法治两个角度来思考行政惯例,更有说服力。行政惯例长期被排斥在我国行政法渊源体系之外,既与我国的成文法渊源传统以及误读"法律渊源"概念等有关,也与我国行政法治的理念、模式、阶段和发展水平有关。随着我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治的发展,特别是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合理行政",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背景下给付行政的兴起,不论行政惯例是否成为行政法的渊源,它都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社会法制不发达、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背景下,探讨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尤为必要。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应注意与传统侵害行政的差别,其合法性受"法律保留"、"预算保留"、"立法机关审查"等多个原则的控制,以达成民主正当性;给付行政亦应遵循社会国原则,承担最低限度的国家"生存照顾"义务;给付行政的合理性受到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补充性原则的约束。     

行政法视野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思考

近年来,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政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一项制度改革.在此以行政法为视角,采用中西比较的方式,阐述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契合了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体现了行政权和公民权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变,国家行政向社会行政的回归,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遵循行政法的法律保留原则,要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制,以防范这一制度潜在的问题和风险.     

论行政法权利的作用机制

行政法权利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据行政法所享有的权利。现代行政法主要是通过规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私人权利对行政权力的作用机制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参与与配合、监督与制约、抗辩与申诉,通过这三种作用机制,私人权利能有效地发挥促进行政效率、启动权力监督机制、制约行政权滥用等重要作用。现代行政法应保障私人权利对行政权力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以实现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平衡互动。     

行政法诚信理念的展开及其意义

行政法的诚信理念主要体现在概念、观念和原则三个层面上。其中,诚信义务应为行政主体之法律信念与道德支点,诚信原则贯穿于行政法律规范创制、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救济等诸多领域之中。诚信理念的多层面、全方位的展开,有利于塑造中国行政法的诚信品质。     

伦理视域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

行政法伦理涉及到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伦理与法律双重约束关系,其核心内容和基本矛盾集中体现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此乃当今政府之"行政法"与"行政伦理"契合的关健.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也极易被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伦理裁量权,其规范行使需要法律与道德的共同约束,其中道德的约束尤为重要.对于当前我国和谐社会建构而言,重塑服务观念是实现行政自由裁量权规范行使的伦理范式.     

认真对待利益--行政法中的利益问题

传统行政法理强调利益与权利的划分,将法律保护的范围限定在权利保障的基础之上。“行政国”的兴起促使行政法从以权利保障基础向以利益保障基础发展。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足与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某些特质,导致利益长期为中国法学所忽视。认真对待利益对中国行政法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以上认识,文章通过考察美、法、日等国公法的变化,从中国行政法的现状、功能实现以及现实压力等几个角度,对利益在中国行政法中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力图厘清当代行政法中利益的重要地位。     

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

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发生了新的变化,行政行为不能仅仅停留在原有的恪守现行的法律、法规,而不问法律、法规内容是否合乎社会正义的理念。行政行为不只是依据形式上的、静态的法律条文,而是要恪守法的理念即人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法的精神,即从依法行政走向法治行政。     

新时代背景下行政法功能重构

行政法作为我国法治体系的构成部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其功能也将发生一定的转变。新时代行政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财富积累的增进、公共利益的给付、生态文明的保护、文化发展的促进、行政高权的柔性处理等方面。行政法功能是通过行政实在法体现出来的，因此，行政法新功能的构建应该在新行政法概念之下进行，体现时代性、系统性、多元性等精神气质。具体可沿着行政法文化形成、行政法体系构造、行政立法技术、行政法治实施等路径展开。     

合作治理背景下行政机关法律角色之定位

与西方国家旨在寻求解决问题适当途径的治理进路迥异,我国合作治理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是"救急的意义",行政机关在其中扮演着复杂角色并具有多面脸谱,亟需重新定位。从行政法规范层面而言,合作治理中的行政机关的角色应是:权力的驯服者、公众能力的建设者、敞开大门的倾听者和实现合意的推动者。权力的驯服者即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法规框架内行使权力;公众能力的建设者要求行政机关进行积极行政和给付行政以发挥其社会塑造和利益调控职能;敞开大门的倾听者则明确行政机关具有听取公众意见的义务;实现合意的推动者要求行政机关应从"众意"向"公意"转变以实现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