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有效配合的几点思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二者有效配合对国民经济运行能够产生高效的调控作用.本文从近年来我国已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入手,分析了我国当前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几点建议,即财政货币政策应加强在高水平、深层次上的协调配合;改变调控中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而弱化财政政策的做法,充分发挥两种政策的各自优势;提高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效果,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宏观调控方式进一步由行政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的经济调控为主,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艺术.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综合效应有效性实证分析

我国自1996年和1998年先后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此,经济学界就近几年来我国实施财政货币政策的效应褒贬不一.本文试图以M-F模型作为分析的基础,从对我国宏观经济综合指标的分析入手,来检验我国实行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及政策的有效性.分析和检验证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并依靠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并且为我国汇率制度的转型打下坚实的机制基础.     

90年代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证分析及其合理搭配

我国自 1993年实施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以来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特别是在抑制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尤为突出。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主要表现为财政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局部脱节和政策执行的不甚连贯等方面。毫无疑问 ,认识这种政策的偏差对于我国近期正在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

本文从动态的视角分析了我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探讨了我国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并提出协调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和强化财政职能等对策性建议,以解决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研究的可贵探索与创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研究: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视角》评介

<正>宏观调控是政府弥补市场缺陷、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方式。作为宏观调控两大政策工具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有效搭配及作用发挥,在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现实情况是,国内外政府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大多习惯于单独应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却往往忽视了两者的协调与配合效应。因此,分析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对于进一步预测宏观经济走势、认识宏观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效应特殊性,指导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等,都具有非     

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必须保持彼此之间的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政策工具的协调、政策时效的协调、政策功能的协调以及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控制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我国的财政政策正向公共财政模式过渡,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现阶段,应该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资金的扶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的投资,从而通过有效的货币政策稳定价格指数,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     

日元升值期货币与财政政策教训及我国当前经济调控政策的选择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它又是"双刃剑",只有在对宏观经济充分调研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辅以相应的措施,才能保证其健康持续的发展。本文论述了日元升值的宏观背景,剖析了日元升值致使经济长期停滞的政策性原因,提出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我国当前经济调控政策的对策。     

地根:撬动中国经济的第三杠杆

在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实践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中国,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转型发展,时至今日却进入了地根经济的时代,土地政策已经成为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后的第三大宏观调控政策。地根,即土地供给的松紧,成为撬动中国宏观经济的第三杠杆。     

新时期政府如何调控宏观经济

本文在分析政府选择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基础上,探讨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新时期政府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和传导机制,强调了反周期政策选择时的政策组合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和调控的力度.     

当前持续通货紧缩原因分析及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经济迟迟未能走出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 ,宏观经济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自身松紧不协调。为此 ,启动经济政策取向应为 ,一方面寻求更为积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协调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另一方面要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并大力开展技术改造、技术创新活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研究,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突破,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认为,乡村危机的内容极其丰富,研究空间极其广阔,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了解,有助于深入对民国史的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财政金融业的改革及其挫折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国力渐趋强盛。为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日本于 1 93 1年 9月 1 8日发动了征服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战争灾难 ,使中国的财政金融业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右翼势力宣称 ,“从历史角度来考虑 ,我们怎么也无法把那段日本历史看成侵略的历史”。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现代财政金融业从起步到抗战时期的挫折 ,正是日本对华战争为侵略战争的又一历史明证。     

试论20世纪20-30年代山东的植棉业

20世纪20-30年代山东的植棉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从种植面积、产量、棉质,还是从品种、市场运销上都形成了良性经济循环。棉种的改良和棉花运销检验机制的完善是促使植棉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植棉业的发展在促进农业进步的同时,也使产棉区或临近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棉农的收入有所提高。同时也有很多不利因素阻碍了棉花生产及运销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电影引发的思考

中、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优秀影片、优秀导演对中国老一辈电影人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优秀的电影和导演,一方面与电影艺术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导演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息息相关。将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和中国20世纪30年代电影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蒋杰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蒋杰是这次农村调查运动的典范。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显示了“用脚做研究“的实证研究的作风。其调查内容广博而丰富,涵盖人口、自然环境、教育等各个方面,并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分析中国农村的症结,以求达到改良农村的目的。这些调查推动了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使我们对民国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闺秀派作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女作家。她们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端庄、婉约的特点,但时代的影响又使她们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带上了现代女性个性解放、思想活跃的特征。东西方两种教育思想的冲击促成了闺秀派作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下,她们的创作整体上表现出女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探求自我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在审美风格上,注重营造古典的诗意氛围,抒写温婉的感伤情怀。     

论莫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语义的极限实验色彩

莫言在语言上极限式的实验色彩首先与他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创作观念和自由心态有必然的联系,他在奔放的感觉和自由的联想驱遣之下,采取不合规范的奇崛拗口的语言来表现他虚拟的东北乡王国中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悖逆的语义关联域对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语词在语义差距极远的语域中自由地排列组合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天马行空般的语义流冲决传统的理性堤坝的语言叙述,诸如此类的语义和语句的偏离常规表现的极致特色,成为探究莫言极限式写作的语言风格的典型表征.     

论都市意象与二三十年代的茅盾小说创作

二三十年代茅盾的小说创作中涌现的都市意象远远超出了将都市作为背景的表层意义,他在这一系列小说中所表现的都市欲望、躁动情绪和都市文化的深层含义是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了传统的.现代性视野中,都市拯救意识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对以上几个方面的创作实践中,茅盾完成了政治想象的宏大构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群体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近代科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第一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科学家群体。本文对该时期科学家群体的一些基本问题———年龄结构、学科分布、区域分布以及留学经历、精神特质等———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它在多个层面上的现代意义。     

The changing family and women’s issues in the 1990s

Since the early 1800s when the work place and the home first experienced a clear-cut separation, causing women and men to be perceived as workers and nonworkers, no other period in American history has altered women’s and families’ role so radically as the recent three decades. There is a structural and spiritu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amily of the 1950s and that of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American family today ranges from the conventional Ozzie and Harriet type to the single parent, working couple, lesbian or gay, blended, unconnected, teen parent or grandparent-led, and homeless family. The attendant challenges for caregivers and providers, particularly women, vary immensely, as was clearly indicated by a group of testifiers at a public forum convened by a women’s body in San Mateo County, California. Drawing from those testimon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various configurations of the American family and assesses the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impact on women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family. The principal inference is that as the changing family trend gathers further momentum in the 1990s, it will be imperative for policy makers and the American socioeconomy to respond creatively and constructively to the new American family and to women’s changing role in the family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