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注音方法及古韵书

汉字语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古人使用过许多注音方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反切注音法.韵书是在注音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根据一定的社会需求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尔雅郑注》的音注体例

郑樵《尔雅注》有一些较具特色的注音体例,挖掘这些材料能够促进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进一步完善,也能够补益方言史研究的某些问题。文章把这些注音体例列举出来,主要是体例描写,同时还对郑樵在不同文献中分别使用"某某反"和"某某切"截然不同的问题、多字并排直音注音的问题作了一定的语言学解释。     

切语用字的调整与宋本《玉篇》的来源

宋本《玉篇》对原本的注音用字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这种调整有的与语音变化有关,有的没有。从切语用字变动的趋向看,宋本《玉篇》的注音变动明显受到《字林》音注的影响,所以可以排除陈彭年根据《广韵》修改《玉篇》反切的可能性,有关的文献资料也不支持陈彭年重修《玉篇》之说,宋本《玉篇》的现有规模当来自唐代。     

《尔雅郑注》的音注体例

郑樵《尔雅注》有一些较具特色的注音体例，挖掘这些材料能够促进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进一步完善，也能够补益方言史研究的某些问题。文章把这些注音体例列举出来，主要是体例描写，同时还对郑樵在不同文献中分别使用“某某反”和“某某切”截然不同的问题、多字并排直音注音的问题作了一定的语言学解释。     

战国“注音形声字”声符加注探析

战国文字在原有形体的基础上增加声符,孳乳产生新的形体的现象时有发生。从出土文献看,战国文字注音形声字所加注的声符与原字之间的语音关系比较密切,而且有明显的规律性。战国文字大量注音形声字的产生应该是由于原字语音发生了变化,从而对原字加注声符以利于更好地标示读音。     

中国古代注音法“反切”的中印文化渊源

追溯中国汉语语音研究的历史,汉末反切的发明是其肇端。对于反切之起源问题的考释,当将研究视角定位在对音节两分的审音能力的形成——反切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域。在字母、四声、韵书还没有出现之时,作为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的方法的反切首先出现,它不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产物,也不完全是来自西域梵语,而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本土音节分析能力的积淀,是反切产生的内在因素、产生的沃土;伴随佛教而来的梵文拼音原理的传入,是反切产生的契机。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产生了在中国运用时间达近两千年之久的反切。     

《篆隶万象名义》二题

《说文》是中国文字学史上的第一部字典,《玉篇》则是《说文》与后世字书之间的桥梁,但原本《玉篇》已亡佚。拿今天通行的宋本《玉篇》和日本所藏唐写本原本《玉篇》残卷相比,可以看出二者有相当大的出入。日本空海和尚生当中国唐代,他所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收字与《玉篇》原本相当,注文中训释文字的义项也基本一致,体例编次与《玉篇》相同。可以说,《名义》是今天考察南朝梁代顾野王《玉篇》原貌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也是研究原本《玉篇》的主要参考和依据。《名义》注释文字保留了原本《玉篇》的基本面貌。其所注反切记录了南北朝时代的语音情况,其义训远比宋本《玉篇》丰富。《名义》中所收的注音对研究中古语音有着极大的价值,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名义》中的注音情况不是十分了解,因而《名义》音韵学方面的研究不够全面、深入。对《名义》注音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归纳,并指出了注音方面的某些错误现象。《名义》避“顺”、“衍”字讳,其避讳方式与南北朝时期的避讳习惯相符。这也说明《名义》所根据的《玉篇》是唐孙强增字改定以前的本子。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利于《名义》的深入研究。     

论印刷技术对语言规划实施的制约——以民国时期注音国字的铸造为例

在注音汉字铜模铸造出来之前，因为印刷成本过高，注音书报的印行成为具文。注音汉字铜模的铸造虽然资金下拨很晚，数量甚少，但是，由于选字富有针对性和科学性，铜模设计又匠心独具，使得注音识字这一语言规划的瓶颈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可见，印刷技术是语言规划实施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词典对假借与通假的处理

假借本无其字,通假是古人写的别字,词典的注音与释义需要对这二者有所区分。假借造字形成古今字,古字注音当以古代韵书作依据。今字音有变化的应注出区别;通假字今音与本字音不同,宜遵“读以本字”之训注本字音。假借造成古今字以不用“通”字为是。词典在通假义列立上错收与漏收较多,没有严格按通假义的概念去把握,没有注意通假时限,没有注重词义、声韵分析,对训诂术语缺少认识,盲目信从旧注,有的回避书证,避繁就简,大量歧异都缘于对通假义的认知。后起字之间的借用,词典可取用“通”字。     

郭璞音切与晋代声类

郭璞注音切是研究魏晋实际语音面貌、探索从上古音到中古音演变轨迹的宝贵资料,整理郭璞音切,对了解晋代实际语音面貌和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无疑有极大的参考价值。通过整理,反映出如下特点：与上古音相去远,与《切韵》音系非常接近;轻唇音还未产生;端知不混;精庄已分。     

“穷寇勿追”小考

从“穷寇”含义、早期有关的军事思想和具体战例等考察，“穷寇勿追”这一军事观念原初的正确表述形式应该是“穷寇勿迫”。“迫”之所以误作“追”，主要是由于汉代隶定后两字形近的缘故。     

谈量词“领”的起源和发展——兼论“领”和“件”的历时替换

“领”由本义“脖子”转指“衣领”，并由“衣领”发展成为计量有“领”之“衣”的量词，但其并未成为有“领”之“衣”的专职量词。南北朝时期，“领”可以和多种单件物品搭配，使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一个比较活跃的量词。“领”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量上衣的，明代，这一功能最终被后起的“件”所替代，导致了量词“领”功能的整体衰退。     

侗族"鼓楼"称谓考辨

在侗语中"鼓"称之为"Gungl"、"Jungl"或"Gungc",侗族"Guh Louc"称谓中并没有"鼓"的含义.虽有的侗族"鼓楼"确实"楼内置鼓",但绝非"楼必悬鼓".侗族"鼓楼"并非"因鼓而得名".将侗族"Dangc Wagx"(堂瓦)称为"鼓楼",是在汉族语言文字引入侗族地区之后才出现的,"鼓楼"这一称谓不符...     

论诗歌的翻译标准“传神达意”——以汪榕培译《枫桥夜泊》为例

人们普遍认为诗歌不可译,或者说无法再现原作的原姿原貌。翻译家汪榕培先后将《诗经》、《老子》、《易经》、《邯郸记》、《陶渊明集》、《墨子》等翻译成英语,并赢得了普遍认可。汪榕培在翻译实践中一直遵守＂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结合汪榕培翻译的《枫桥夜泊》,从＂传神＂和＂达意＂两个方面,与《枫桥夜泊》的其他几个英文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汪榕培翻译的《枫桥夜泊》更能做到＂形神兼备＂,即＂传神地达意＂。进一步分析＂传神＂与＂达意＂的关系,并指出＂传神达意＂是较好的诗歌翻译标准。     

释“德”

“德”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德”之本义为目直心正，引伸义为行为端方，后来定型于“品德”、“恩惠”等常用语义。“德”之文化意义及“德治”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个人修养和政治统治等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父子互隐”辨析

孔子并非单纯肯定“父子互隐”而反对大义灭亲,只是以此命题揭示社会正义即“直”具有的丰富内涵,理解孔子的本意应该从对这一陈述的叙事结构与意义结构的整体上去把握。     

“江”“河”指谓考

运用语义考辨的方法对江、河的指谓进行溯本求源的考证,从江、河的文字演变历史可见人类与河流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由此积淀而成的江河文化成为珍贵的中华水文化遗产。     

“V—N”与“用N V”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句法和语用角度分析了＂V—N＂与＂用N V＂格式,探讨了它们的差异和区别。现代汉语中类似于＂踢—脚＂、＂切—刀＂的＂V—N＂格式可以转化为＂用脚踢（—下）＂、＂用刀切（—下）＂的＂用N V＂的格式。但是这种转换是单项的,两者存在许多相异之处：格式对句法成分、相关句式都有特定要求;语用上存在着工具义隐现与否、语体风格的差异以及有无焦点的区别。     

重温缪凤林、费孝通中国“封建社会”论

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缪凤林长期用力于中国通史构建,所著《中国通史纲要》及《中国通史要略》提出中国史十时代说,将＂封建时代＂的制度概括为三：封建、授田（井田）、宗法,将唐虞夏商西周称封建时代。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封建＂是与＂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相对立的概念,指的是殷周封建制,与秦汉以降的＂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另成一格。缪、费二先生坚持＂封建＂本义与西义相通约的理路,准确地概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其具体结论应予认真对待,其论史方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