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之道”的衍化

先秦道、儒学术,其宗旨俱在讲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主要针对最高统治者立论,其基本义为由圣而王,即统治者以德性修养为出发点,凭借自身“圣”之德力悦服、取信于人,进而“王”天下。究其历史文化渊源,实本原于上古“竞于道德”之原始民主政治。以其陈义高远、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诸子于讲习之余乃以斯道自任,认其为自身之人格理想与人生价值目标,其“外王”内涵亦发生重大变化。秦汉以降,大一统专制治下,“内圣外王”之人生价值渐趋于重内轻外,并最终倾斜于外,其涵义亦世俗化、庸俗化,流失原始儒家的崇高性。宋元以来,《大学》成为科考教材,借助科考的影响力,经由举子童蒙的诵习,“内圣外王之道”为一般社会民众所熟知、认同,进而泛化为社会各职事阶层普遍之人生理想。     

“ 内圣外王”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新探

"内圣外王"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活的灵魂."内圣"可比拟一个民族之精神、灵魂气质或整个国民之思想道德修养境界、文化精神素质;"外王"可谓表现于外之社会风气、社会国民士气及其开拓之国富民强、综合国力之景象.内圣化对于现代组织而言可谓一种深厚的组织内凝力、高度的自觉融合境界;组织的内质对应的外观将是一个有至高信誉、良好形象、创造惊人效益的强大实体.     

全球化视域中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全球化使得普世价值的本土化和本土经验的普世化问题日益彰显。儒家的内圣外王能否建设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近代以来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相较于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内圣外王始终是统一的,构成儒家丰富的文化资源。其内圣思想不仅是伦理学,更是天道人心的贯通。外王作为内圣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内圣依据。这种智慧结构在近代却遭受到严重危机。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从内圣到外王政治考虑,包含着不同于西方民主发展的特质。如果说西方的民主问题实质上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则在于如何给最高权力以限制。我们拥有丰富的内圣和外王资源,理应在合理参照西方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对“内圣外王”思想现代转化的反思

儒家传统思想能否实现现代转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通过研究和反思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转化的过程,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对内圣外王思想进行的现代转化,认为价值取向上传统或复古的导向以及对现代性的片面认识是内圣外王思想没有实现现代转化的原因,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儒学内在超越和西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内圣外王的现代转化才有可能。     

内圣外王与清官情结的逻辑关联

内圣外王既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价值观念,也是其最高的政治目标和终极关怀.内圣以外王为依托,外王以内圣为基础.儒家强调内圣外王、由圣而王这样一种单向度的政治诉求,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很容易转化为其反面.理论上是圣者为王,实践中是胜者为王.理论上的圣王崇拜和实践中的胜者为王之间的张力,使得对道义的追求变得软弱无力,清官情结由此产生.清官情结不过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维持和延续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     

何为“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外王",并不是孔子、孟子乃至荀子曾说过的、传统的因而是经典的儒学话语,而是一个引起长期争论并言人人殊的问题.它是现代新儒学中的核心概念,表现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认同.所谓"内圣外王"是一个什么问题?可以说这有点类似德尔斐神庙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的一种体味与思索."内圣外王"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内圣外王"在中国的"文化追求"、"文化理想"中,成为"人"对"此在"的一种"终极关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圆圈".现代新儒家的认同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作出的.     

《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思想的提出及其认识论意义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它的提出有着当时社会历史与学术思想文化上的背景.庄子之提出"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通过从正面界定其内涵,而是通过考察诸家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认识和运用上的偏差而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庄子特色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其认识论上的意义主要关涉认识的层次、对象与认识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     

梁漱溟与儒家的内圣外王理念

梁漱溟被美国学者艾恺(GUV S·A1itto)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这在下列意义上正确的:梁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唯一身践力行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之人。尽管梁的同代人熊十力以及牟宗三等人在内圣外王学理方面的成就要比他高得多,但作为一个人格和社会理想的实践者,梁确乎是特立独行,后无追者。     

“内圣外王”之探求与分析

人们喜欢用"内圣外王"来表达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儒家的人生哲学."内圣外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理想的含义,所体现的是既内在而又超越之旨.应予以批判与继承,至今它对"安身立命"具有一定的意义.     

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

内圣外王之道是对儒家理想的表达,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以六艺为养”的儒家从内圣工夫看待“诗”、“礼”、“乐”、“言”,不仅从创作方面为文艺树立了高远的理想,更赋予文艺一种切关存在意义的根源性。从外王事功视野看待“诗”、“礼”、“乐”、“言”,则文艺被纳入制度文化论域当中,对其功能价值的判定也就自然以制度文化建设为准绳,其最终指向便是通过文艺整顿人心、和合天下,造就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理想社会秩序。不过,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存在论断裂也造成儒家文论的结构性冲突。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的悖论和困局

先秦儒学作为伦理———政治型的观念形态 ,内圣外王既是其最高的理想人格、价值观念 ,也是其最高的政治目标和现实关怀。迄今为止 ,学界多把这一命题置于现实层面上加以考查 ,而疏于从学理层面上检讨其本身的圆融和可靠性。内圣外王在理论上的矛盾 ,在孔子的仁德、德治那里就已存在 ;而到孟子提出仁政、王道 ,裂缝越来越大 ,矛盾也愈来愈尖锐 ;至《大学》 ,其虽然取得了成熟的理论形态 ,却更潜伏了打为两截的可能性。理论上的悖论导致现实中的两难和困局 ,而现实中的跛脚、断裂和强弱失衡 ,直至变质、异化和堕落不过是其自身演化的逻辑结果。历史和现实都没有给“内圣外王”之道提供发荣滋长的土壤 ,内圣的追求固不易 ,外王则始终悬浮在理想的天空 ,它的耀人眼目的外表极易牵起人们的道德真诚和热情 ,而与君主政治的藕断丝连 ,更遮蔽了人们从理念上对它进进行审视和反省。内圣外王始终是一个带有政治神话色彩的乌托邦。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先秦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对内圣外王思想的讨论最具活力、最有代表性的要属儒家和道家。原始儒家在道家关于内圣外王思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吸纳、认同进而使得这一思想理论最终成为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精神内涵、架构理想和践行追求。这一理想和追求直接决定了中国学术两千多年的运思理路和治学旨趣。因此，我们从源头上来理清先秦儒家对于内圣外王思想的体认、洞见对于内圣外王思想的当代转语，传统哲学的现代转进无疑都将具有积极而又深远的意义。     

郑玄、孔颖达与朱熹对《中庸》诠释的异同

朱子对《中庸》的解释受到郑玄、孔颖达的影响,但与之相比有四个方面的明显不同:其一、理论建构模式的不同。郑玄、孔颖达的理论建构模式是宇宙生成论,而朱子则是本体宇宙论。其二、对"性"的解释不同。既存在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与性二元论的差异,又存在对人性与物性看法的不同。其三、对"内圣外王"的解释不同。虽然郑玄、孔颖达也认为君主和士人必须做到由内圣到外王,但他们不仅侧重强调了外王的一面,而且侧重强调了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为君主。朱子则不同,不仅侧重强调内圣的一面,而且认为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是士人,这是宋代士人"担当"精神的体现。其四、对道统的强调不同。虽说郑玄、孔颖达"以昭明圣祖之德"的解释也有道统的意思在,但这一意识不是很明显。朱子则明确建构了一个由尧舜禹开始直至二程的道统谱序,并认为这一道统能够对抗佛老。总之,朱子与郑玄、孔颖达对《中庸》解释的差异,其实就是汉唐经学背景下与宋学背景下对《中庸》解释的差异。     

论“外王”之学在宋代向“内圣”之学的转化

“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其目的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内圣”与“外王”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天下的手段,本来以“仁”和“礼”的思想形式统一在孔子思想中。但是,秦汉以来,在地主阶级上升时期中,儒学中的“外王”一面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发展,使...     

"内圣外王"之道与企业领导魅力之达成

“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观点,“内圣”就是要求“修己安人”,提升自我内在的道德品性,实现“立德成己”;“外王”就是要求“经世致用”,实现“立功成物”。领导魅力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影响力,对于企业的成功经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内圣外王”之道是达成企业领导者魅力的必备法则。     

"内圣"七议

"内圣外王"是儒学从古至今万变不离其宗的运思模式。"内圣"是外王之根据。对"内圣"进行学理性分析,可透析儒学的真义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由于作为"外王事功"之根据的"内圣"本身之根据是难以定立的,由此决定着儒家学说的空蹈,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既很难使人们在德行的维度精进,更难于将仁政德治落实于现实的政治行为中,甚至使儒家"内圣"之学成为专制主义的护符。     

从“内圣”到“外王”:儒家人性论反思

"内圣"与"外王"演绎了儒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逻辑,"内圣"为"外王"预设了前提假定,"外王"则是"内圣"的逻辑推论。较之于西方基督教人性观和康德的人性观,儒家的人性观显然是高调而又乐观的。由于儒家人性观缺乏对人性幽暗面的直视与警醒,一直致力于内在圣贤人格的修成而少有外在制度方面对权力进行防范,这导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德治和人治观念的盛行,从而难以产生出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由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因果逻辑,新儒家从"老内圣"推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值得商榷。     

李侗:从“外王”通向“内圣”的引导者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李侗只是作为朱熹的老师而彰显于世,其实李侗在"道南相传"、"内圣"学说的理论建构,以及宋代理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上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李侗一生中担任三个主要角色,一是从洛学到闽学的传播者;二是价值论与认识论相互贯通的"内圣"思想构建者;三是从"外王"走向"内圣"的引导者。三个角色依次递进,从而把道德价值论和认识论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为朱子理学结构中的"内圣"和"外王"的相互贯通提供了理论准备,也把儒学的"内圣"学说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宋明理学对儒学精神的发展及其局限

儒学研究界尤其是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对宋明理学评价过高的倾向.宋明理学淡化乃至贬斥儒学精神中的"外王"意识,仅仅在"内圣"的基点上,片面地发展了儒学精神,由儒学的"内圣"衍变为"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在看到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更要认识到其根本性的局限不仅使自身丧失了真正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而且对社会历史进步和民族发展,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庆历之后还是宋学地域学派的"临川之学",到熙宁以后演变为一种新官学即"荆公新学".虽然王安石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其学术旨趣、思想内容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荆公新学更为关注以经术经世务的外王之道,以满足"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迫切需要.王安石分别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荆公新学也关心"人君方寸之地""养心"的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不同于道学派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