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偏好、强互惠倾向和农民合作社生产 规范的演化分析

面对农民合作社的现实发展困境,在充分考量我国农户社会心理的基础上,将公平偏好和强互惠倾向纳入合作社农户的效用函数中;构建了合作社农户的生产行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合作社生产规范的演化逻辑;然后通过数值实验演示了公平偏好、强互惠倾向、守规农户初始比例等参数的变化对合作社生产规范演化趋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守规农户越强的不公平厌恶程度以及搭便车农户越低的内疚程度,越容易导致合作社陷入全体农户生产低质量产品的困境;守规农户的强互惠倾向有利于维持合作社的稳定性;初始阶段较大的守规农户比例、生产高质量产品较低的额外成本以及较高的质量价格加成系数都有助于合作社向良性的生产规范演化。     

供应链协同制度变迁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龙头企业与农户的供应链协同行为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治本之策。有效率的供应链制度安排建立在为供应链协同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和应有的控制力基础上,实质上就是构建一种企业与农户互惠共生的准一体化供应链。供应链协同需要依赖企业与农户共生互动产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外界环境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正激励将强化协同的动机,最终使企业与农户的安全农产品供给行为成为一种自发行为。     

农产品质量安全视角下的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研究

农产品质量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快速发展的农民合作社对于农产品质量的有效控制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分析农民合作社对农产品质量控制的有效性的基础上,研究了基于农产品质量控制的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合作社通过对生产决策权的重新配置、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制度和信誉双重约束下的监督机制可以实现对农产品质量的有效控制,但为了激励社员农户的质量合作行为及克服可能的“搭便车”行为进而提升合作社对农产品质量控制的效率和效果,还应在运营能力、治理结构、监督机制、准入和退出管理等方面完善合作社的内部治理机制。     

典型农产品流通渠道主体的努力行为研究——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视角

为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更为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引入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作为随机变量，构建了典型农产品流通渠道组织形式，即“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下的优化模型，分别分析了以龙头企业为主导和龙头企业与合作社一体化下，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农户努力水平的决定及其关系，得出当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农户的努力行为是替代与互补两类不同关系时，农产品质量敏感度等因素对他们努力行为的影响效应不同等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履约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41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合作社农户履约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村到乡镇的距离、政府扶持、入社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合作社是否投资农业设施、有无盈利返还、合作社对社员违约的处罚力度、合同中有无违约处罚条款与农户履约行为正相关;家庭劳动力个数、入社农产品占家庭收入比重、农产品投入费用、基础设施与农户履约行为负相关,而农户的年龄与性别对其履约行为影响不显著;从事瓜果蔬菜与养殖类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其履约可能性更高;为提高合作社社员履约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合作社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我国苹果主产区的调研

以我国5个苹果主产区的合作社农户为样本,构建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单个评价指标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农户加入合作社对其苹果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程度越深、与合作社关系越密切,越倾向于进行苹果的安全生产;能够从合作社得到补贴和分红等经济激励以及能够享受合作社提供的农资服务的农户越倾向于安全生产;合同和会费等契约保障并未起到有效监督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作用。合作社应不断完善其组织架构和制度安排,严格履行组织义务并加大农产品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力度,提升整体竞争力,以期改进和优化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     

合作社支持与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理论透视与实证检验

合作社支持能够提高小农户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影响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的外源性力量。从强化认知、提高意愿和降低意愿及行为的悖离概率三个方面尝试性解构了合作社支持影响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的底层逻辑,并基于甘肃省定西市3县419份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合作社支持对小农户减量施肥行为、减量施药行为、测土配方技术采纳行为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合作社支持对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不同维度的影响存在群组差异和代际差异。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合作社支持可以通过强化认知、提高意愿及增强能力3种中介渠道影响小农户的质量控制行为。基于此,从强化小农户的“认知-意愿-行为”自治机制、共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机制和建立合作社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妥适性的对策建议。     

不完全契约、非对称信息与合作社经营者激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的构建及其应用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通过对符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实践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的构建及理论分析可知,合作社代理人努力行为的激励与其自身经营农产品占合作社经营农产品总量的比重、对互惠关注的敏感性程度和占有合作社盈余分配的比例等因素存在正相关关系。合作社内部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合作社内部的不完全契约和非对称信息,为避免合作社经营者可能采取的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的机会主义行为,建议从信号传递和信号甄别的角度对合作社内部的相关契约加以改进。     

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采用行为研究

基于陕南3市5县8镇291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采用二元logit模型对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农户是否参与农技培训,政府是否实行技术与资金扶持政策以及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对农户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采用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农户的非农就业程度对其则有负向显著影响。因此,为了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发展生态农业并实现退耕还林背景下环境保护与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政府要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地区农村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结构和水平,为提升农户人力资本和多元化技能水平提供支撑,同时要普及和提高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引导其他农户对非农就业程度较高的农户提供劳务支持,并为农户提供长期的技术与资金扶持政策。     

权能共享: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搭便车”行为治理

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是推进我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品牌建设所需要的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客观上要求农户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共同建设。在自主经营条件下,农户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这可能导致品牌声誉的破坏和品牌合作的失败。有效治理“搭便车”行为是成功建设绿色农产品品牌的基础。基于对Y专业合作社“搭便车”行为治理实践的调研,提出了合作社与农户间“权能共享”的合作模式。权能共享模式通过构建事前预防的利益联结机制、事中监督的信息沟通机制、事后奖惩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遏制了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进一步完善权能共享模式,需要规范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强化合作社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督和违约惩戒机制,促进权能共享机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的特点及启示研究

20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借鉴苏联模式开启了农业集体化发展.德国统一社会党结合本国国情,采取强制与妥协并举的政策措施走出了一条较为特色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文章以民主德国1952-1960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发展基础、发展路径、所有制结构、农业价格政策方面的特点,并结合我国当前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现实基础,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充分利用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学技术推进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逐步推进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保护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将国家农业补贴重点向合作社规模经营主体倾斜.     

基于供销社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以山西为例

从流通环节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产品买难卖难问题,需要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创新农产品流通渠道。基于供销社构建中国农产品流通体系是解决"买难"、"卖难"的可行性方案,是符合农民利益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路径。本研究以山西为例分析了我国农产品生产流通中的基本现状,提出供销社是流通领域中符合体制内运作的重要组织,在农产品流通领域有着特殊的地位与优势;提出了基于供销社构建我国"大农业"服务管理体制、创新流通主体、建设农产品信息体系、建立农产品产品标准体系、创建农产品电子商务流通渠道和流通平台等问题的研究思路。     

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发展研究——以山东省招远市西沟村为例

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分析,发现党支部领办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成功的上层建筑保障,而实化的集体地权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成功的经济基础保障。党支部领办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分配、协调和监管环节,既可以让合作社经营所产生的农业剩余不溢出村庄,又可以为合作社应对各种风险提供坚实支持。党的领导和集体地权实化加上合作社与市场的具体对接,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特征。研究认为,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应是服务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将农民纳入现代职业体系,重新组织农民和再造农村社会,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杨凌示范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调研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它将分散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在小生产化的家庭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架起桥梁,切实保障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它还有效解决了土地流转之后土地包给谁、土地保增值和农民增收等问题。与其他地方相比,杨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以土地流转为先导、以产业规划为依托、以设施建设为重点、以政府资金为支撑、以帮农富农为宗旨、以涉农帮扶为创新的新型合作社模式。近年来杨凌的合作社发展迅速.形成了众多模式,并在不同阶段拥有不同职能,但也存在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发展乏力、发展保障体系亟待健全等问题,并结合实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社员对合作社服务需求的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487份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11个县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487份社员问卷调查数据表明:社员对合作社的服务需求优先序为农产品销售、提供技术与种苗等生产资料、提供资金帮助、提供市场供需信息、提高农产品价格与市场地位。从社员所处村的区域特征、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产品技术环境特征、社会经济环境特征五方面选取17个变量构建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表明:家庭劳动力个数、主要农产品为粮食作物与养殖类对提供技术与种苗等生产资料的社员服务需求影响显著,农产品技术含量、主要农产品为粮食作物与瓜果蔬菜类对提供市场供需信息的服务需求影响显著,年龄、性别、生产经营规模、农产品投入费用、兼业化程度与资金获取难度对提供资金帮助服务需求影响显著。     

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578户样本的调查

基于江西省578户样本调研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不同特征和禀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对扶持政策的需求优先序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最需要的四种扶持政策依次为科技扶持、项目扶持、贷款贴息扶持、税收减免扶持,对农户政策扶持需求影响比较显著的因素有:农户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农户兼业化水平、农产品技术含量与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等。鉴于此,政府部门应当有针对性的对农民合作社提供科技支持、贷款贴息、项目扶持与税收减免政策,落实扶持政策,提高扶持效率,从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对其农业服务能力的影响——来自中国15省市的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15个省市78家农民合作社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对其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横向服务能力和在农业生产资料、技术、信息、金融、机械、农产品销售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纵向服务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结构集中度对两者均有负向影响,成员广泛持股有助于提升农民合作社的横向和纵向服务能力;理事长的受教育程度对横向服务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股权激励对两者均有较显著的影响;内部监督对农民合作社纵向服务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普通农民在理事会中比重的过高、理事会成员出资比例过高等会降低农民合作社的横向服务能力。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

为从理论上确立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在合作社的基础上,从法理学角度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等问题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经依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同时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有权享受国家规定的相应税收优惠政策等;同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承担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等若干义务。     

西北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对策研究——基于青海省互助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之一,是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迅猛发展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而且使得农民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高涨。在阐述西北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现状的基础上,重点针对青海省互助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主要成效以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国家有关深化农村改革的方针和政策,结合实际提出今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思路和对策,以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推动农村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