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以2013—2019年间国家层面颁布实施的111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政策为依据,采用政策文本量化的方法,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三个维度构建效力评估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政策效力在2013—2019年间表现为上升后下降,政策平均效力始终处于低水平;国家层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政策以引导措施为主,调控目标主要聚焦于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资源开放共享,而人才培养和发展、产业园区建设的调控权限更多地下放给地方政府.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探析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解决我国能源供应不足以及污染排放问题的根本出路,税收激励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我国现行税制对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小,应完善现行税制,加大税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作用。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协同研究——评估与演化

对中国2007—2017年上半年139条国家层面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进行收集和梳理,从政策力度和政策措施两个维度设计评分标准,构建政策协同度的量化模型,对新能源汽车政策和相关部门的协同及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管理已形成以国务院为最高决策层、各部委依职能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逐渐由依靠单一措施向综合利用多种措施演变,由“政策”驱动转向“政策+市场”驱动。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存在着政策措施协同程度不均衡,协同部门过于集中,部门协同形式有待改善等问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合理匹配政策措施力度和政策措施内容,激发系统合力;（2）加大金融、技术和法规管制措施与其他措施的协同,补齐政策短板。     

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农户驱动力实证分析

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是实现国家减排承诺,推进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在分析国内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基础上,访谈收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户响应信息,构建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的驱动力模型,并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法,计算不同支持政策对可再生能源驱动因素的贡献率。结果表明,经济激励政策是驱动农户应用可再生能源的主要因素,依据分析结果,对促进可再生能源在农村推广应用提出优化建议。     

我国乡村教师政策工具的问题检视及优化方略——基于麦克唐纳与艾莫尔的分析框架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的教育民生工程，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基于政策工具视域，建立“乡村教师政策工具分类(X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领域(Y轴)”二维分析框架，对21世纪以来我国乡村教师政策进行系统考察和计量分析，将有关政策内容划分为师德建设、师资补充、生活待遇、教师编制、职称评聘、城乡流动、能力素质、荣誉制度八大主题，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命令型、激励型、能力建设型、系统改革型和劝诫型五大类型。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教师政策体系初步确立，但部分建设领域政策供给相对缺失；国家相关部门联合颁布乡村教师政策，但参与主体聚类形式单一；政策工具组合类型多元，但系统化协作程度不高；政策工具使用重心迁移，但命令型工具的使用仍旧过溢。优化我国乡村教师政策，应该关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薄弱领域，完善政策供给体系；协同多方主体参与建言献策，实现决策正向“激励相容”;依循“整体-部分”建构理路，促进政策工具配置系统化、科学化；强化政策工具监管评估，兼顾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     

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划的执行评估

按照“规划蓝图-实施情况”的一致性评估方法，对我国可再生能源规划完成情况予以评估。虽然可再生能源规划总目标基本实现，但主要指标完成程度参差不齐，存在规划指标脱离实际、利用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从而得出应调整可再生能源规划指标与可再生能源利用结构之结论。同时，可再生能源规划执行过程中，面临生物质能发展遇瓶颈、风电与太阳能消纳能力不足、小水电呈无序开发状等障碍。有鉴于此，要采取修缮法律法规保障政策、健全技术创新支持政策、创新经济激励促进政策、完善地方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等措施，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德国能源转型关键项目对我国能源政策的借鉴意义

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现状和国际能源发展实况,我国需富有远见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与做法,因此,积极借鉴德国发展再生能源的先进经验势在必行。德国联邦政府第18届立法会议期间,通过10项能源议程包含能源转型的关键项目。本文建议,我国应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长效机制,包括:长远的规划与愿景、先试点再立法以及有效的激励政策是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条件;高效的储能系统、智能电网建设以及兼顾效率效益是能源转型的关键;注重监管评估、鼓励公民参与以及强大的执行力是可再生能源持久发展的重点。     

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具有准公共性和不成熟性双重特征,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政策作用机理及效果评价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通过引入动态可持续能力的中介作用和政策敏感度的调节作用,构建政策影响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利用312份来自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样本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探讨不同类型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效应.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济激励型政策与鼓励引导型政策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动态可持续能力在鼓励引导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经济激励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策敏感度在经济激励型政策、鼓励引导型政策与动态可持续能力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这些结论揭示了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对企业提升其可持续绩效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从公共政策评估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建筑节能现状及节能经济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从建筑能源利用效用最大化、激励政策协同机制、激励政策公平性、激励政策效率和激励政策可接受性5方面构建我国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属性集和属性测度理论建立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     

气候政策中激励政策工具的组合应用:欧盟的实践与启示

激励政策工具在欧盟气候政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组合类型包括碳税和补贴、碳交易和补贴、碳交易和碳税、碳交易和可再生能源交易(RES)或补贴、清洁发展机制(CDM)和碳交易等。欧盟在组合应用激励政策工具时不仅综合考虑绩效标准,选择最优方案,而且注意不同政策目标、不同政策主体、不同政策目标群体下工具之间的协调问题。可在认识激励政策工具在目标分配中的作用、探索激励政策工具的多种组合形式、建立适宜激励政策工具组合应用的政策网络、加强激励政策工具组合应用的绩效评估等方面给予我国启示。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