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5-2016年间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市级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该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时间惯性”，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空间上对区域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周围城市的生态效率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期来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升本地区生态效率，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集聚则会抑制生态效率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与城市等级规模有关，在特大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生态效率；而在其他类型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技术创新对能源生态效率影响机制研究 ——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例

利用非期望SBM模型测度2009—2018年黄河中下游地区能源生态效率,研究其时空演变特征,并重点考察技术创新对能源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其一,黄河中下游地区2009—2018年能源生态效率呈周期性波动变化,技术创新能力呈先减后增的U型趋势,二者基尼系数始终呈"前低后高"分布;其二,能源生态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主要发生在低高(L—H)和低低(L—L)象限,热点区域分布于河南省南部,冷点区域主要位于山西省;其三,技术创新、外商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对黄河中下游地区能源生态效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技术创新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因素影响不显著,技术创新对分区域能源生态效率及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明显.     

财政分权、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文章以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基于277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不过,短期直接效应、长期直接效应大多显著,间接效应并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锁定现象,财政分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产业协同集聚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被锁定在本地或一定距离内的圈内城市之中。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空间联系的机理再识别与效应新发现:从互动见融合

全球经济下行的持续与积累,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预示着进一步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是我国促进经济快速且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举。进一步挖掘多维联系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生产率的综合互动关系,对借助两业互动逻辑来精准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进而助力国内经济循环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纳入两业空间不匹配指数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研究框架进行完善,从复杂网络联系空间出发对两业互动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结果表明:第一,长江经济带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空间不匹配事实,且不匹配程度正逐渐加剧。第二,产业维度联系空间内,两业空间不匹配事实会制约两业有效互动。第三,将产业维度联系空间拓展为复杂网络联系空间时,两业互动表现出了显著正向的溢出效应,且外溢效应明显大于本地效应。第四,复杂网络联系空间内,两业互动的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仅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挥了显著溢出效应。第五,对比发现,复杂网络联系空间还能通过弱化两业空间不匹配对两业互动的负向影响,间接促进两业互动有效产生。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认为以数字化赋能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以招才引智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扩张、以优化两业空间布局推进生产要素跨部门有序流动是助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有效政策工具。     

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塑——基于区域与行业异质性的分析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塑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从集聚力和分散力视角并结合技术成本约束，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进而从区域、行业以及双重异质性方面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异质性下，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东部、南方、北方地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而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作用为负；行业异质性下，数字经济与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与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双重异质性下，区域和行业的交互特征使数字经济对相应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呈现出较大不同。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需求赋能和创新赋能影响了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这一影响的异质性与行业对需求和创新的偏好相关。据此提出，在通过数字经济的需求和创新赋能效应助力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优化时，政府也须着力改善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而缩小数字经济下服务业集聚效益的区域差异。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CRITIC赋权法进行测度与评价,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本地效应呈U型特征,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也表现出U型特征,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呈现促进作用,且存在行业异质性;人力资本是约束其影响的关键因素。为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驱动作用,应注重产业内部的结构特点,抓好人力资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集聚。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变分析——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之间存在着彼此支撑、相互体现的密切联系，厘清两者耦合关系对于推动区域城市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空间Markov链方法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并考察了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地区特征、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发现：第一，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均存在正向累进效应，城市韧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长效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高质量发展对城市韧性的强化机制有待进一步发挥。第二，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但整体水平仍偏低，其中珠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最高，其他城市群普遍处于中低水平。第三，考察期内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且差异主要体现为城市群群间差异。第四，空间滞后效应会对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产生显著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明显，空间集聚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存，不同邻域水平下各个地区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表现出差异化特征。     

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房地产金融风险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房地产金融风险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是落实中国金融安全战略的关键。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描述了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溢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呈现波动上升的时序演化特征,且省际差异逐渐缩小;全局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局部空间格局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2)房地产金融风险在时间、空间和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雪球效应、溢出效应和警示效应;(3)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房地产金融风险存在正向直接影响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信贷扩张对其存在正向直接影响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统筹省际政策联动,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监控房地产信贷规模,以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区域环境效率的实证测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契合高质量发展理念对中国区域环境效率加以非参数测度,运用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中国区域环境效率的时空特征和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区域环境效率整体改善呈由东至西逐渐递减的空间不平衡分布,但该空间差异总体表现为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仍是导致空间差异的主要根源;区域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高效率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而低效率区则分布于西部内陆省份;强制型环境规制、自愿型环境规制和城镇化对区域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财政分权抑制了区域环境效率的改善,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影响并不显著;自愿型环境规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则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乡村物流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我国30个省（区、市）2015—2020年乡村物流相关面板数据,使用熵权法、泰尔指数、莫兰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整体及各区域乡村物流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四大板块间的整体性空间差异不断缩小,但各板块内的差异逐渐扩大并成为发展差距变动的主导因素。（2）高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低—低集聚和高—高集聚态势,地理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3）城镇化水平的正向影响最强,市场开放度主要对中、西部产生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物流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够明显,他们与政府支持度和信息化程度一起影响着我国乡村物流的时空格局形成与演变。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绿色发展绩效——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基于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运用DPSIR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邻地”（本地及邻近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本地效应而言,伴随绿色发展绩效分位点的上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积极影响也随之增强;就邻地效应而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溢出随地理距离增加呈现“W”型冲击,并且溢出范围大致在360公里以内。机制分析表明,促进人力资本空间流动、加强交通网络共建共享、提升绿色创新研发水平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增绿色发展绩效的有效途径。异质性分析显示,江浙沪地区、大型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地区以及专业化、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边际溢出红利更为强烈。本文结论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及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和提升机制

利用改进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度2000年以来30个省（市）跨期可比的生态效率,考察其时空演变特征,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各类因素影响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区域生态效率呈空间集聚态势,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专利授权总数和资本劳动比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均具有积极的直接效应,且对邻近区域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的各类效应均不显著,以原燃料和动力价格指数代表的价格机制、企业研发人力投入占比反而对本地生态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以生态效率为核心建立区域考核约束机制,在提升城镇化质量、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优化创新投入结构等的同时,还需重视各类机制和结构的协同创新,进行系统化设计和差异化改革。     

广东省服务业产业集聚效应测算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内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以及区域结构都有影响,如果服务业集聚效应能够正向溢出传导必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反之则会出现集聚效应背离经济增长的负向溢出。以广东省为例,除金融业之外的服务业各部门都具有集聚效应,且服务业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每增长1个百分点,引起产出增长0.04个百分点,说明目前广东省由集聚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还处于上升期,今后政府对服务业集聚的引导应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注重对广东省服务业集聚效应正向扩散的路径选择。     

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CSSCI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可能带来跨区域的影响,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以交通基础设施和城镇建设用地效益为主要研究变量,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两者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随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而变化,呈现“倒U型”的变化关系;(2)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京津冀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在城市群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存在异质性,2014年以前表现为正向的溢出效应,而2014年后表现为负向的溢出效应,同时,北京和天津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大,而河北的溢出效应较小。     

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用及异质性分析

城镇化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突显,生态效率的研究对于协调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重大。采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我国2004～2018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中国各城市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的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空间集聚性以及累积效应,区域间差距具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城镇化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N”型曲线关系;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生态效率的作用较小,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并且这种改善作用受到本区域与邻近城市技术水平的双重“加持”效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成为倡议的重点之一.运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一带一路"沿线35个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的驱动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总体呈现"W型"的时序变化特征,以及"西亚北非地区>南亚地区>中东欧地区>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的区域差异特征;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开放程度具有负向溢出效应.因此,应该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加强国家之间新能源和技术的合作,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引进绿色投资,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     

三大经济圈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基于长三角、泛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E-U-SBM模型实证考察三大经济圈绿色创新效率的发展特征,并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和热点分析法(Getis-Ord Gi*)深入探究其时空格局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三大经济圈绿色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态势,但梯度效应显著：长三角经济圈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环渤海经济圈处于较低水平;三大经济圈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跃迁多表现为本位跃迁,“高水平垄断”与“低水平陷阱”现象并存;三大经济圈绿色创新效率冷、热点地区呈片状分布,冷点区位于泛珠三角经济圈西部和环渤海经济圈北部,热点区位于长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圈东部,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趋同效应。     

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研究

研究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演变趋势与差异来源,对实现中国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整体与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Markov链和Kernel密度估计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应用Dagum基尼系数以及方差分解模型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来源与结构来源。研究表明,我国整体与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增长之势,但八大综合经济区呈现出“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大西南-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北”梯度递减的不均衡格局。时空演变特征显示,省域数字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空间效应与“集聚”效应,且存在一定概率的内部流动性;核密度曲线的演变趋势与极化特征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空间差异分解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结构差异分解显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差距是数字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与打造区域数字经济产业新优势,为此建议政府着重打通区域壁垒,在推进数字产业深度融合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