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贿赂犯罪与刑事免责制度

为解决追诉贿赂犯罪过程中的“取证难”问题 ,美国等国家创设了刑事免责制度。本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建议在我国贿赂犯罪追诉中借鉴刑事免责制度 ,并对这一制度的引入方式和运作程序做出初步设计     

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制度初探

污点证人刑事豁免是指具有犯罪污点的人为国家利益作证可以免受刑事追诉或被给予刑事上的从轻或减轻、免除处罚待遇的一种刑事司法措施。该制度对于节约司法资源的效果是明显的,可以使国家追诉机关能够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迅速、有效地追究犯罪。建立起符合我国需要的证人刑事豁免制度,是鼓励犯罪者与追诉机关合作的一项重要措施。     

公诉工作中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要求,是恢复性司法的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该制度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被追诉者的人权及预防犯罪。鉴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公诉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与范围、条件和具体程序等环节出发,改造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以适应中国的法治现代化的需要。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比较探析

作为世界第一部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际社会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基本上是与《公约》相适应的,然而,在罪名体系、犯罪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方式、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行贿人的主观目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效打击贿赂犯罪,与《公约》规定接轨,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论我国刑事侦查权之法律规制

刑事侦查权作为国家追诉犯罪的权力,其根本目的在于依法追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坚持"侦查中心主义",使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而导致与公民防御权的明显失衡.结果造成了大量程序性违法现象的存在.本文仅根据我国刑事案件侦查程序的实践.从制度方面对侦查权的规制加以探索,力求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使权力的行使建立在权利得到保护的基础上,从而使侦查程序更具正当性.     

论侦查程序中的"刑事免责"制度

"刑事免责"制度和"证据强制"规则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和"沉默权"制度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当注意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论刑事程序对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

刑事程序虽以追究与惩罚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为其形成原因和基本功能,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程序价值的日益彰显,现代刑事程序具有越来越多的保障权利的功能。由于被追诉者是诉讼的核心和关键人物,现代各国的刑事程序均以被追诉者的权利为重点,设置了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体现了刑事程序对被追诉者的主体地位和法律权利的尊重和关怀。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私营部门内贿赂犯罪之比较与评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私营部门贿赂犯罪在我国刑法典中就是指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向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行贿罪。两者对私营部门贿赂犯罪的规定在犯罪主体、贿赂物的范围、主观要件、客观行为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别。我国刑法应采取扩大私营部门惩治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扩大惩治贿赂的范围,改变现行刑法典以"利益"为核心构建的贿赂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等完善措施。     

浅谈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能有效分化瓦解犯罪联盟,是鼓励犯罪者和追诉机关合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其理论基拙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我国法律中有关类似的规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只是体现了其精神而已。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有必要对严重刑事犯罪适用该制度.并建立起相应的保障制度。     

抑制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设计

贿赂犯罪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低风险 ,这和贿赂犯罪证据相对稀缺密切相关。而现行法律对于行贿、受贿同时打击的双打法律制度 ,促使双方为避免刑事追究形成利益共同体 ,贿赂犯罪的信息、证据更难以逸出、取得。应当充分重视行贿、受贿双方内部固有的矛盾、对抗关系 ,并相应地设计采用单打法律制度 ,利用制度的力量 ,促使双方自始至终朝冲突、对抗的方向发展 ,从根本上解决贿赂犯罪证据稀缺问题 ,最终提升贿赂犯罪受查处、惩治的机率 ,收抑制其发生之效。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性

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人均具有直接故意的主观罪过,同时还具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每一商业贿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却积极追求并希望这种犯罪结果的发生.商业行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获取不正当利益,商业受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用职务换取财物.     

我国当代单位行贿罪的发展趋势及其法律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 ,在我国的“犯罪家族”中 ,“单位行贿罪”的发展势头愈来愈烈 ,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遏制单位行贿罪的发生、发展 ,应当高度重视用刑法惩处单位行贿犯罪行为的必要性 ,并完善刑事立法制度 ,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 ,建立和健全地区间打击与预防单位行贿犯罪的科学体系     

我国村民自治中贿选治理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针对我国村民自治中的贿选现象,我国现在的治理制度还不完善.对于贿选还缺乏权威、全面的界定.对贿选结果的处理及贿选法律责任的立法不健全,操作性不强,甚至缺乏刑事处罚依据.受理贿选举报,申诉机关在案件的受理、处理等方面都需进一步协调.完善贿选治理制度需要从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选举程序制度和加大对贿选的法律惩治等方面抓起.     

跨国公司在华行贿犯罪的原因及其对策

为打击贪污贿赂类犯罪、整顿市场交易秩序、更好地提升跨国公司的信誉与形象，利用案例分析、理论分析等方法并结合比较分析法学的研究手段，根据国际条约及中外刑事法律对跨国公司在华行贿犯罪进行深入剖析。分析认为，跨国公司行贿犯罪具有经济实力、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建构等方面的内因，并受中国法治、权力制度及商业潜规则等方面的外因影响，且具有高发性特点。因此，应当依据公约谋求中国贿赂类刑事法律的改进：完善实体法，明确刑事权利义务；完备程序法，增强司法可操作性。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除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近年来,我国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说明死刑对于遏止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行为并非治本之策。无论是基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类犯罪不适用死刑的通行做法,还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死刑的效益性原则、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分析,在我国都应该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与此同时,应建立一种与贪污贿赂犯罪相适应的、更合理有效的刑罚结构模式。     

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方面

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人均具有直接故意的主观罪过,同时还具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每一商业贿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却积极追求并希望这种犯罪结果的发生。商业行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获取不正当利益,商业受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用职务换取财物。     

体系性原则在刑法修改中的应用

体系性原则意味着将刑法视为一个有机体,刑法内部条文应具有一致性和互助性.依据体系性原则,刑法在协调性方面并不完善.总则与分则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诸如介绍贿赂行为单独成罪是对共犯规定的排斥、个罪中单位犯罪处罚模式是对总则规定的重复、一般缓刑与分则战时缓刑存在矛盾.几乎所有章节中都存在罪名归类错误,这制约了对罪名的准确理解.个罪之间的协调性差,这在两个传播淫秽物品罪、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罪名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刑法修改中体系性原则着眼于刑法条文之间的形式对应和实质沟通,致力于提升刑法的整体协调性.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配以死刑的立法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过于强硬,现行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最高刑配置死刑。但从刑法法益角度来看,更希求于刑法对生命价值的保护,而不是对生命权的限制。因此,在法制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应合我国限制对死刑权的扩展,就应该反思目前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配置死刑的制度。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