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罚设置的省思——侧重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角

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加强了同国际社会的反腐败合作,而且表明了我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甚至忠实履行了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国际义务。当然,惩治腐败具体落实到立法和司法的层面,就是要侧重于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有效遏制。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是完善国内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一大良好契机,尤其是我国现行刑法在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设置方面存在着一些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内容相脱节之处,这势必影响到国际社会和我国国内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实有必要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相关内容对其加以完善。     

当代中国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确立了全面的反腐败法律机制,对于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积极履行了缔约国的义务,对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总体上顺应了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化趋势.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网粗疏、刑罚过于严苛的问题,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我国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规定了有关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犯罪,包括向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行贿犯罪和私营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与之相比较,我国有关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尚存差距,主要表现在:主体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贿赂的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行贿方式规定单一;对商业受贿犯罪贿赂的归属规定不明;入罪范围比《反腐公约》窄。具体的立法完善建议:修正罪名;完善体系;扩大贿赂的范围;扩大行贿罪的行为方式;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商业贿赂犯罪的全球考察——比较刑法视角下的法律启示

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多个角度分析各国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司法的特点，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分析了中国反商业贿赂犯罪法律实践存在的缺陷，得到了一些法律启示，为相关法律改革提供依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证人制度之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它对证人制度进行了规定。而在这方面,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有欠缺。为了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力度及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要参照《公约》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完善。     

贿赂范围新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背景的分析

我国刑法将贿赂规定为“财物”,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贿赂规定为“不正当好处”。目前,为了有效打击贿赂犯罪和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应将贿赂界定为财物、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思考

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控制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刑事政策的不同选择,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具有不同的导向,并直接影响着预防和惩罚贪污贿赂犯罪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现阶段国际反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反腐理念和机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贪污贿赂犯罪控制模式的认知,其意义不仅为完善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提供参考,更为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论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完善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

为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问题,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中对贿赂犯罪做出了突破性规定,我国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跟<公约>相比,出现了诸多滞后之处.为践行"国际合作预防与控制腐败"的约定,我国有必要改善贿赂犯罪国内立法,以便更加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私营部门内贿赂犯罪之比较与评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私营部门贿赂犯罪在我国刑法典中就是指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向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行贿罪。两者对私营部门贿赂犯罪的规定在犯罪主体、贿赂物的范围、主观要件、客观行为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别。我国刑法应采取扩大私营部门惩治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扩大惩治贿赂的范围,改变现行刑法典以"利益"为核心构建的贿赂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等完善措施。     

地方立法中促进型立法探析——以浙江地方立法实践为分析视角

地方立法通常有促进型立法与管理型立法之分。由于促进型立法具有特定的立法宗旨与立法价值,成为地方立法的一大特色;促进型立法与管理型立法在立法目的与原则、立法范式与调整手段上具有差异性,因而在促进型立法的相关制度构建上,应尽可能反映自身的立法特点,尤其是在行为模式的后果设计上不应拘泥或等同于管理型立法的通行做法。     

论立法法中的民族立法与湖北民族立法

立法法 关于民族立法的规定有了新的走向,主要标志是:民族立法的客体有了新的广延性;民族立法的内涵有了新的深度;民族立法有了明显的程序规则;民族立法的透明度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湖北民族立法在我国民族立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必然在 立法法 关于民族立法的规定中寻找到新的契机,如要充分用足民族立法权、要有强烈的时代感、要包含民族人文特色、要具有时代的超前性等。为了适应并实现立法法的要求,目前湖北民族立法应重点解决下列问题:湖北民族立法与湖北西部开发问题;湖北民族立法与湖北民族地区优势挖掘问题;湖北民族立法中的散居少数民族立法问题;湖北民族立法的微观构架问题等。     

行政立法的意义及其界限

行政立法是指行政机关制定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一般性规范的活动。在自由法治国家时代,行政立法概念根本不可能成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管的事务越来越多,立法机构越来越难以及时应付急需的立法,同时,规制事项的技术性、应急性和立法的灵活性、效率性等要素肯定了行政立法的存在。虽然行政立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客观必要性,但是它也只能存在于现代民主主义与法治主义原理框架之内。它必须以＂法律的授权＂作为其存在的前提。     

立法正统性及其合理性问题——关于合法性理论的另一种视角

立法正统性是指人们对统治者立法权的获得、行使及其产品 (法律 )的道德认同和服从 ,是合法性的规范层面 ,即立法的道德合法性。从奥斯丁、凯尔逊到哈特 ,法律实证主义关于立法正统性的演进思路从反面印证了立法正统性存在的某种必然性。实际上 ,正统性作为合法性的规范层面是必要性的。关于立法正统性的研究方法应以价值分析法为主。     

论授权立法

授权立法包括特别授权和法条授权两种基本方式.在这两种授权方式中,比较普遍采用的是法条授权立法.本文在回顾我国授权立法制度的发展、区别授权立法与职权立法的基础上,论述了授权立法的基本原则及其立法技术,指出了目前我国法条授权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改进法条授权立法的建议.     

绿色建筑的法律问题

本文论述了绿色建筑立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梳理了我国现行法律中与绿色建筑有关的法律规定,分析了我国有关绿色建筑立法的不足,提出了绿色建筑立法的设想和建议。     

见义勇为立法述论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立法保护是一个热点问题.见义勇为行为分为救助行为与对侵权行为制止两类,对第一类见义勇为行为予以法律的保护均无异议,但对于第二类见义勇为行为则存在见义勇为造成新的损害赔偿问题和见义勇为行为合法性的问题,故对见义勇为行为应首先进行分类和定义,做到对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利进行有效的保护,杜绝见义勇为行为的滥用,防止公众对公众权力救济信心的丧失和影响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     

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在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地位

本文考察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现状后 ,结合《宪法》及《立法法》 ,作者指出民族自治地方拥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以及据当地民族特点和实际情况可以变通的立法权 ,它与自治区的地方法规有差别。另外 ,作者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作用、适用以及在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地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     

行政垄断及其法律治理的基本思路

所谓行政垄断，也称超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是指国家行政权力机关或经济管理部门凭借其经济管理权，违法行使职权，排斥、限制、禁止市场竞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从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行政垄断可以分为地方贸易壁垒、部门贸易壁垒、政府限定交易及设立行政公司等形式。行政垄断的危害性主要表现为：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政治秩序的扰乱；败坏了社会风气。行政垄断之所以在我国得以滋长蔓延，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要反对行政垄断，就要从立法上、司法上以及执法上建立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要依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巩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完善分税制，取消差别待遇，培育多元化的可竞争市场，依法保障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调节作用，保证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法治化。     

循环经济立法与环境保护

循环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对保护环境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循环经济不等于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法不是环境法。将循环经济法视为环境法将会导致其与现有环境法体系的冲突。从立法层面看,应在环境法领域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并加强循环经济立法前期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急于进行循环经济专项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