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现代性语境中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

在现代文学中独领都市文学风骚的上海,1949年后,遭遇到了自己的尴尬境地。在红色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主流话语规训下,上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言说革命现代性的话语承载"主体",在"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中历经几度变形。在主流革命话语叙述视野中,上海的现代性承载"主体"角色,被工农兵革命者赋予了道德化的变色外衣。由于对城市疑虑、警惕、恐惧,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对上海的"恶魔化"处理,上海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一朵"恶之花",成了革命者对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经过一系列改造的知识分子话语诉求载体的上海开始遵循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作为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异数与另一种风景,"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却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行,勾起了人们对繁华的艳羡目光和现代梦的渴望。在共和国追寻现代的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以自己的话语言说自己,无奈地几度上演"变形记",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①。     

"刘三姐"作为象征符号的演变与重构

本文联系国家、社会、文化变迁,运用象征人类学理论及新历史主义观点,剖析了"刘三姐"隐含在国家主流话语及民间话语中不同的象征意义,并以"刘三姐"的当代境遇,说明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国家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改造民间文化,而作为主体的民众面对国家主流话语并非别无选择,既受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又能够依照自己的观念秩序进行民间文化的再造。     

规训与认同的话语实践——以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例

本文以"新文学选集"和"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研究对象,探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规范和话语实践.在两套选集的序跋中,序跋作者对自己或他人思想的检讨和批评,对旧作的贬低以及选择、修改等,既是国家权力话语规训的结果,也是作家积极主动认同主流话语,重塑自我的必然选择.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婚外恋的政治隐喻与叙事伦理——《在悬崖上》，新读解

小说《在悬崖上》以一个婚外恋故事进行政治隐喻,表现了知识分子摆脱小资情趣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以情感叙事的形式完成政治规训。小说主题虽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在微观叙述层面却以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表达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话语的艰难突围。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在边缘线挣扎的"流氓"——郭沫若早期小说探析

郭沫若早期小说以写实手法,通过梦幻、心理描写,反映留学生在日本贫困交加的生活,也是作者本人生活的一种折射。文章认为郭沫若早期小说写出一位在边缘线挣扎的＂流氓＂。分析小说主人公爱欲、物欲压力下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其人格被侮辱、心灵被异化,成为一位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     

由孔融"不能持论"说看曹丕的"论"体观念

孔融的＂不能持论＂说源自曹丕的《典论·论文》,后人对其争议多集中在对孔融以嘲戏为论的看法上,这实际反映了曹丕的＂论＂体观念,其包括：＂论＂之文体特征为＂宜理＂,＂论＂之语言风格为＂辞义典雅＂,＂论＂之文体功能为＂成一家之言＂。     

规训权力下主体的精神困境——《达洛维夫人》的福柯式解读

立足于福柯的权力学说与话语理论,探索《达洛维夫人》中纵横交错的规训权力体系。通过研究帝国权力对公民的规训、父权话语对女性的规训以及社会“理性”对“疯癫”的规训,剖析个体在无处不在的规训权力下所采取的防御策略及其可行性,旨在揭示社会主体在现代权力网的监视下进退维谷的精神困境。     

《廷臣论》对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妇女的"规训"

卡斯提廖内的<廷臣论>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以确定两性之间性别规范的著作.其中针对贵族女性社交生活的"规训"主要体现在美德、举止和仪容三个方面.这些规训通常以一种常见的礼仪形式存储在贵妇群体之中,身体因而成为"规训"和"贵妇"之间的重要关系纽带.而男权的压迫和女性由"被动者"到"主动者"的身份蜕变,最终成为针对贵妇的诸多"规训"得以实施的根本原因.     

抵抗与规训——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

黄段子灰段子是民间话语的一种体现,它以狂欢化的色彩表现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同时也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进行消解,体现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普遍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下对自身处境的想象和情感表达。红段子则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和传播的一种意在挤压民间段子(主要指黄段子灰段子)话语空间、强化文化领导权的"红色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文艺形式,红段子的文化生产方式体现了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进行规训的运作机制。     

法制·传媒·性别的合力:从"周小大案"说起

"周小大案"是在晚清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一起公共法制事件,虽是女性涉足公众领域并发酵成公共法制的个案,但在当时却有普遍意义.官方以维护传统公序良俗为旨,予以行政与司法合一的施政,使之成为法制事件;商业传媒《申报》对此类事件给予法制化叙事,表达传统报人的道德立场,成为官方法制举措的推手;传统的性别观念则成为官方与媒体共同言说的价值基础与结点.在官方的法制实践、传媒的法制言说与传统性别规训的共同合力下,促成了对以周小大为代表的涉足公共生活领域的女性的成功禁止.     

论场域理论下的“伤痕文学”书写制约因素

“伤痕文学”书写受制于各种场域及场域之间关系的制约.权力场或政治场通过政治话语的规约对文学场起支配作用;文学体制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借助文学政策、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学评奖等制度层面以内在“规训”的方式引导和规范着“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作者的使命感和对意识形态规约无意识的认同,使他们自觉认同于主流政治话语对文革书写的规约.     

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现象平议

作为国家权力话语的常规表达和重要组成,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权力色彩,并以三结合为标志逐渐升腾为文艺生产的主导模式。这种写作方式变更的实质是动用国家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限制并规定写作的权力,即关涉谁来写作,为谁写作,写作什么和如何写作的问题。显性集体写作和隐性集体写作悄然合流,均饱受时代政治话语最强音的浸染,漠视和忽视话语主体鲜活的个人思考,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地改造和利用。     

汉语学习者介词"从"的偏误分析

根据对汉语介词＂从＂和英语介词＂from＂在语义功能和句法功能两个层面的对比分析,结合汉语语法,从认知的角度对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介词＂从＂的习得偏误在语义功能、介词短语结构和句法成分三方面进行偏误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     

历史叙述的"默契"与"偏离"——对"伤痕、反思"小说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考察

在新时期之初,围绕着如何想象与阐释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叙述概念,主流话语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潮的伤痕、反思小说之间形成了极为默契的互动关系,伤痕、反思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主流话语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次文学与主流话语的高度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与主流话语之间不存在分歧,对历史叙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创作中出现的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偏离使刚刚建立的规范有了松动的迹象。     

论清末民初小说中的"英雌"想象

本文以清末民初思想历史层面的社会性别女性英雄指认话语--"英雌"话语的建构为背景,探讨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中的"英雌"想象问题,分析这些文学在认同思想历史的"英雌"话语时是如何丰富和参与建构"英雌"话语的,并由此探询历史和文学的同构关系.     

反规训中的自我规训——"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的伦理意涵

监狱叙事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伦理意涵。以规训与反规训为焦点的监狱叙事,映射出有别于其他革命历史叙事的革命伦理：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而更是文化选择与整合的结果。“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参与了那个时代国家与人民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从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参与了当时宏大的社会规训计划。     

从"断裂说"到"抹平论"——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路解读

1990年代以来,批评界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及批评开始了全面的反思,对深受80年代启蒙话语影响的文学史叙事进行反思和解构即是一种影响颇大的思路.但这种批评在解构了80年代文学史叙事"断裂说"的同时,自己却走向了文学史叙事的"抹平论",这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审美话语与革命使命——论十七年时期“红色传奇”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传奇＂小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叙事模式,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沿用,使得＂红色传奇＂小说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诸多的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相悖之处。这些因素的存在,较为明显地妨碍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在＂红色传奇＂叙事中的充分发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色传奇＂小说在当时情形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软肋＂,并进而决定了此类小说在当代十七年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