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工程移民群体事件化解机制与和谐社会建设——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

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以来,社会矛盾凸现,"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中国的水电工程移民是目前社会群体中最不稳定的群体之一,不稳定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易发"群体性事件",对区域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威胁.研究和分析水电工程移民群体事件的形成因素和应对机制,化解不良心态,增强积极心态,这是把矛盾发现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关键环节.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以期为正确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决策参考.     

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与治理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社会资本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基于果因倒逼的宏观社会矛盾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社会矛盾引起的。通过果因倒逼的方法,对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矛盾进行分析,可从源头上对群体性事件进行预防。而社会矛盾可以归因于社会各个子系统的不稳定,因此,可通过构建社会各个子系统的定量分析模型,确定各个指标体系所占的权重,构建社会矛盾预警指标体系,并给出基于果因倒逼的宏观社会矛盾预警指标的阈值。     

重视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协商机制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一个转型的时期,各种矛盾势必会在一定的环境下激化,各种问题也将会纷繁复杂。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各地也是时有发生,那么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成为了大家一个关心的问题。在此将从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一环来说明如何更好地解决群体性事件,如何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指出当下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爆发出于何种原因,旨在为处置提供更加合理化的路径。     

以利益协调为着力点,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难题

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普遍表现为以经济利益纠纷为根源,导致公开的社会冲突,然后通过政治民主化的方式,以满足群众合理的经济利益的诉求,化解矛盾,重构社会管理机制的基本逻辑,已经逐步演变为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的一种基本模式。应跳出这种依靠单纯政治工作方式的改变来解决农村基层大规模群体性社会冲突的思维局限,注重研究社会现象产生、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性因素,从依赖政府管制手段对付市场竞争中的不确定性,转变到依靠市场竞争手段,突出政府在市场体制下的协调者服务者的角色来克服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利益关系的调整,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构为着力点,推进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手段,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为目标,构建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机制,为彻底改善新时期的党群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因为各种利益冲突引发的各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规模和数量不断升级。由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原因,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用解决治安问题的方式加以处置,只注重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而忽视如何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只注重国家权利和社会稳定,而不注重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影响了当前社会稳定。从法律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定性、分类并加以规范,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所在。     

从群体性事件论政府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构建和谐的政府公共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群众利益关系处理不当,基层群体性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屡屡酿成的公共关系危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持社会安定极为不利。在公共危机中,如何运用政府公共关系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这不仅关系到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而且直接影响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深层成因探析

处在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既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阶段性矛盾的突出表现,又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因素。当前预防和有效处置各种群体性事件,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是必要前提。群体性事件爆发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公民维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由于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导致长期压抑的社会心理得不到及时的疏导,从而形成群体心理的失衡和情绪化的冲动,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内在原因;由于行政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产生的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群体在利益受到伤害时,容易选择非正常的渠道表达自身的需求和愿望,这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     

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论略

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正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重视对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是适应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矛盾变化,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重塑政府形象,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和建设新农村的需要。当前,学界对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尚未给与足够重视,缺乏较为专门系统的研究。研究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要从一些旧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要与保障和落实农民的政治权利联系起来,与农村社会矛盾的新变化新情况联系起来,将其置于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之中,合理定位相关法律应对机制的价值取向和目标。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功能分析

群体性事件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的风向标、政治生态的曝光台、社会矛盾的聚光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群体性事件的这些积极功能使党和政府意识到我国当今社会存在的社会风险、社会矛盾以及政治生活的消极腐败现象,推动政府不断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地方政府形象:影响因素与塑造途径——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暴露了地方政府在运作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塑造良好的地方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对于公众的魅力指数,可以缓和甚至是化解政府与公众间的摩擦,有效避免事件的发生和遏制事态恶性发展。这成为地方政府在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压力与困境之下,为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成因解读

我国正处于改革深化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群体性事件是改革开放深化过程中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及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是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探寻各类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对于有效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将有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     

论政社关系视域下的治理现代化——基于4类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以增加政府合法性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四类群体性事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只是宏观的概况,微观上则呈现为具有自主性、自利性和独立性的强势基层政府与弱势的社会,正是因为基层政府的强势,而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政社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应从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调解层次以及考核评估等五方面着手。     

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性成因探析

当前,我国既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又处于多种矛盾叠加的社会敏感期,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重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带来严重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问题,唯有找准其发生的源头性成因,才能对症施治,有效防止其发生,降低社会成本。本文着重就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性成因进行深层次探析,希望对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裨益。     

农村灰黑势力及其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安定和谐的.但灰黑势力在某些农村局部地区呈现一种非正常发展态势,成为许多农村群体事件的幕后推手.灰黑势力以其利益排他性、对抗性的亚文化;对农村公共利益的觊觎;组织载体性;暴力化的利益诉求手段和直接参与等深刻影响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增加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复杂程度和处置难度.惟有消弭农村灰黑势力的物质与社会条件,打击灰黑势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提高基层组织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才能遏制灰黑势力的扩张,维护农村政治稳定.     

基于价值累加理论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及治理

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探讨如何处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结合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实际,分析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并相应提出治理路径,以期促进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也为其他冲突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社会冲突理论视阈下农村群体性事件防治机制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快速转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急剧变革和社会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农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我国农村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采取有效的应对、防治措施是当务之急。笔者试图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在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着力探寻构建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突发的长效机制,以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的重大群体件事件认知与阻断

当前由众多深层社会矛盾积聚而成并日渐多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尤其是重大群体性事件凸显现阶段社会管理的滞后,并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形成了“倒逼效应”。需要在科学、理性认知重大群体性事件的目标、性质和功能的基础上,以社会管理理念的重塑为前提,以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为突破口,以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为根本,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构建更为长效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