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

“至善”与“无善无恶”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辩,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以“至善统善恶”这一命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做出了诠释和辩护,该命题中蕴含的对“绝待”和“对待”关系的思考也是对宋代理学中朱熹与胡宏论性之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道/理是否有对待来解释至善之性是否有对待,以形上建构的方式对晚明这一论争做出回应。一方面作为“绝待”的“至善”不落于具体相对待的善恶,也即“无善无恶”,这是从形上本体的层面言说;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无善无恶”是先天之性,有善有恶是后天之性,统贯先天后天的“至善”意味着在具体现实的人性善恶之中要让本体的善性显露出来,这是从本然状态的层面言说。“至善统善恶”说以对“至善”的强调纠正阳明后学特别是王畿“四无”说导致的走空蹈虚之流弊,重新倡导价值层面上对“至善”的肯认,推崇实学的功夫论指向。     

本体与境界--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综论

本文从本体的无动无静、无出无入、无思无虑入手,分析了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命题的深刻内涵.在王阳明的观念中,认识到本体的无善无恶才能证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良知明觉的存在的绝对性,才能保证人生实践实现自由的超越.因此,无善无恶不仅是现实有善有恶的实践修养的根据和本体,还是人生修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作者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突出了儒学本体论中人生实践的自由超越的特点,揭示了人生道德修养过程所具有的自由快乐洒脱的一面,是对儒学本体论发展的重大贡献.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四句教新探

王阳明将无善无恶确定为心体,不只是为了接引上根顿悟之人,也不只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正心,而是要建立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讲的有是即无而有,不同于程朱之拘礼,同时它讲的无是即有而无,也不同于佛老之出世。以四句教为标志的阳明学说是三教融合的新阶段,也是宋明理学的新发展。     

“不作好恶”与阳明心学有无相合特质

王阳明心学体现为有无相合的性质,包括以有合无、无中生有两方面.“不作好恶”是理解王阳明有无相合心学特质的重要观念.“不作好恶”有三层意涵,这三层惠涵无不关联并指向着王阳明有无相合的哲学理想:心之本体无有作好作恶指示出“无中生有”的学间;不作好恶的工夫指示出“以有合无”的思想;情顺万物的境界也就是即有即无的圆融境界.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内涵及其美学意蕴

“无善无恶心之体”是王阳明“四句教”的核心内涵,其中“无”又是此句的重心,其意是指：无迹、无滞、无言、无念。这四个方面如果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也有丰富的内涵,那就是：美在于感应体验(心与物游,感应“无迹”);美在于生意流行(心体“无滞”,“活泼泼地”);美在于无形无象(天地之美,神明之容,“无言”与之);美在于明心朗照(“无念”无执,顺其自然)。     

王阳明仁德修养过程论及对现代道德建设的启发

人如何达于至善,是儒家思想从孔子到王阳明的主题。王阳明认为,人皆具“无善无恶”之纯善本心,并认为这是人皆可达于至善之前提和基础;但大多数人要长期经历在实事上磨练之“为善去恶”过程,才能达到 “物来顺应”、自在快乐的至善境界。阳明关于道德修养如何不断提升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析僧肇对佛学“空”观的论证——附:《不真空论》今译

僧肇通过论证现象与本体、＂有＂与＂无＂、名与实的关系,构建了＂不真,故空＂的本体论,形上思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推动了中国本体论哲学的发展,也为后世佛学进一步证＂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展示“四句教”在“本体-工夫”上的问题。首先,通过引入剖析“四句教”的工夫路径的困难,可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无”的面向特征即“无滞性”和“不动心”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工夫修养是不清晰的;其次,阳明的良知心体具有“有”“无”两个面向,即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而这种对良知的双向描述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于一个良知本体内也是不清晰的。这些不清晰性主要源自其本体论的困境:要么将恶的来源归于良知而异化了良知自身,要么承认恶的来源在外而被迫承认体用并非不二。     

论“无冲突论”

＂无冲突论＂是苏共对苏联社会的判断。这种论断长期支配着苏联共产党,使苏共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成就与不足,极大地阻碍了及时、成功的改革;不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不能正确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最终招致失败。     

“无”沿着延异的踪迹走向“有”——用德里达的延异理论诠释老子的“无”

＂无＂沿着延异的踪迹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有＂,＂无＂就是＂有＂。＂无＂这一能指符号是对感性直观上缺席的事物的不在场的替补,感性直观上缺席的事物在非理性直观上却是在场之物。从感性直观来看,＂无＂是无形的;从非理性直观来说,＂无＂却是有形的。正是因为＂无＂就是＂有＂,并且＂无＂还是有形的,所以人们才能以＂无＂为用、以＂无为＂为＂有为＂。虽然＂无＂就是＂有＂,但是＂无＂又不同于＂有＂,不同形式的＂无＂是不同形式的＂有＂,＂无＂和＂有＂构成差异的嬉戏系统。＂无＂和＂有＂都不能单独存在,二者只能存在于这一差异的嬉戏系统之中。＂无＂和＂有＂的关系体现了语言的游戏性。游戏性的语言为人们建构一个开放的、自由的、诗意的生活世界提供了可能。     

从事物之“理”到“格物”至善——王阳明“四句教”的社会存在论阐释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他整个思想的核心。通过对“四句教”的分析与展开 ,阐释了王阳明在“格物”以“为善去恶”中实现事物皆得其“理”的主要思想 ,同时也阐述出他思想中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从事物之“理”到“格物”至善－－王阳明“四句教”的社会存在论阐释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他整个思想的核心。通过对“四句教”的分析与展开,阐释了王阳明在“格物”以“为善去恶”中实现事物皆得其“理”的主要思想,同时也阐述出他思想中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一生学问的立言宗旨.知行合一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从知上说,良知之心无善无恶却知善知恶;从行上说,良知之心无动无静却能动能静.良知之心知善知恶,但为什么会有恶而不知、"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良知之心能动能静,但为什么会出现知而不动、"好心不办事"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一是以良知覆盖认知,轻忽认知之心的逻辑分析功能;二是道德情感交待不明,对道德的内在动力认识不清.     

论王安石“善恶由习”人性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内容

传统人性论是王安石人性论形成的理论来源。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王安石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人性论成果,形成了他的"善恶由习"的人性论。他的人性论给传统人性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阳明“无善无恶”到“有善有恶”之宇宙生成论阐释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而良知学乃是建立在天理良知这一宇宙本体上的。这一宇宙本体有一个生发的过程。当其未发之时,未发已发一体,皆为虚灵自然本然,此即为“无善无恶心之体”;当其已发之后,未发已发亦然一体,此一体之自然本然即为善,而为物所滞产生过与不及即为恶,此即为“有善有恶意之动”。     

工夫论视域下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再审视

对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不同阐释,是阳明"心学"著名公案之一.学界多将"心之体"理解为"心体","无善无恶"常常被诠释为"至善"."四句教"如是解读过多强调了上半截的形上"心体",而下半截的形下工夫则被遮蔽.本文指出"心之体"不是"心体"之本然,而是心之"本来体段".而心之"本来体段"指的是"心体"的外在显用,即阳明晚年的工夫法门——"致良知"."良知"能够知是知非,又在于"好恶".于此,阳明对先秦儒家"好恶"观既有承继,也有突破.     

“天泉证道”考实

《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王龙溪(畿)”条云:“愚(刘宗周)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不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感;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这一微言,极大地影响了后学黄宗羲。为了替王阳明规辟禅迹,《明儒学案》卷十一钱绪山条、卷十二王龙溪条即批评王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绪山名)“不失儒者之矩(?)”。黄宗羲说,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斯言也,于阳明平日之言无所考见,独先生(畿)     

“技”、“情”与道——释《庄子》“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庄子·养生主》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是难解命题.结合文本、词源、概念内涵、语境、篇章结构及有关哲学思想等要素重新审视该命题,其本义应释为:善用知识技巧不要有求名之心,厌恶不幸的遭遇避免遭受各种刑戮之害.这种释义揭示了该命题关于“技”、“情”与道的内在关系,凸现了超越“技”与“情”,即超越经验知识技巧与生命悲情的养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