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 ——论“克鲁格曼质疑”现象的存在性

首先描述了长三角地区1998～2007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状况,认为长三角地区存在资金依存度偏高的现实特征,基本符合"克鲁格曼质疑"模式;但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各要素分析,发现同时存在于长三角地区的"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金融"体系在难以满足经济增长需要的时候,会出现"基层突破--局部试点--中央确认"的演进模式,"非正规金融"逐步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制度变革支持经济增长,"克鲁格曼质疑"在长三角地区并不成立.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自金融伦理视角的比较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剖析非正规金融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及经济基础;二是分析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以及新型微观金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定位;三是对影响二者供给和需求的因素进行经验分析;四是实证研究它们对经济增长、农民收入等宏观经济指标的绩效和影响;五是结合案例探索非正规金融的风险控制及监管措施。鲜有文献从伦理经济学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金融伦理视角对其性质进行重新审视与解读,以探究二者在基础性金融功能之上所衍生的伦理内涵与社会意义,并最终提出构建和完善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伦理体系的相关政策建议。     

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对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分析

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并行存在已久,不但具有替代、挤出正规金融的功能与作用,而且非正规金融对货币政策实施产生很大有效性,使得金融制度供求处于非均衡状态。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剖析我国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有效解决非正规金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出了有序发展非正规金融的研究对策。     

农户融资绩效区域差异分析——基于1995—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对农户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种渠道融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从两种渠道获得借贷均能提高农户收入,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正规金融的借贷在西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贡献率为0.80,分别高出东、中部地区0.21和0.41;非正规金融借贷对中部地区农户增收作用显著,贡献率为1.47,但在东、西部作用不显著。可以判定,农户借贷差异是导致农户收入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农户产生借贷区域差异主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和区域种植结构差异有关。要提高农户融资绩效,减少借贷差异,进一步缩小农户收入的区域差异,应该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提高农村金融覆盖面,对非正规金融适当解禁,引导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适度合作,加大正规金融对中部地区支持。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1）实证分析

基于VAR模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1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供给主导"作用,而是处于一个严重滞后的"需求遵从"地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正规金融相对于农村经济增长是缺乏效率的,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值得关注。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本文对我国31个省市和地区2000-201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同时考察经济开放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比率分别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对我国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反而带来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同样区域特征凸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区域内金融规模系数显著大于全国水平,彰显了区域发展战略中金融规模的重要作用。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交叉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随着社会关注度的不断提升,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经济理论的研讨热点之一。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深入剖析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交叉影响机制后发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平行市场;私人关系和信用约束机制对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影响很大;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水平并不一定会随着正规金融部门实施的低利率信贷补贴而降低。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比较优势

农村金融是“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户借贷难问题已成为“三农问题”中最为迫切的一个方面。由于农业的弱质性特点,农业生产会因气候、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导致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带来信贷投入的较大风险。因此农村商业性的正规金融机构在贷款时,一般要求农户提供各种担保,但由于农户缺乏有效的担保(土地不能作为有效的抵押品),正规金融机构经常以控制信贷风险为由,降低弱势农户的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抑制了农户贷款有效需求。而非正规金融机构是依赖于邻里间、亲朋好友间的相互信赖,不需要抵押品,满足了农户的信贷需求。据郭沛(2004)估算,2002年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已达到2001.03-2750.31亿元,同时,农民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融资需求越来越依赖于非正规金融市场。可见,农户借贷更多地还是选择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渠道。本文主要是从农户对资金的需求角度来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并说明了它存在的必要性。非正规金融指的是非法定的金融机构(即非正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个人之间或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直接融资。此类金融机构主要建立在亲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互助合作性质的特点...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经验研究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本文通过构建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影响机制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1980—2005年的时序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金融波动和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贫困减少,但是影响很小,并且对农村绝对贫困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2)金融波动不利于农村贫困减少;(3)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也没有促进作用。因此,要加快对农村正规金融的改革,同时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尽早建立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和谐共生的农村金融体系,减少金融波动对农村贫困减少的不良影响,为改善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以长三角地区为背景的考察

在近十年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背景下,回顾梳理1998～2007年间全国及长三角金融政策运用与金融体制调整情况,探究资金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资金密集型特征,且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与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     

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以长三角地区为背景的考察

在近十年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背景下,回顾梳理1998～2007年间全国及长三角金融政策运用与金融体制调整情况,探究资金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资金密集型特征,且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与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     

宁夏农村民间借贷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证研究--以盐池县、同心县与中宁县为例

目前,如何破除农村金融的瓶颈约束,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成为众多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由于各省市区情况不同,从而改革必须因地制宜,切不可一刀切,所以笔者在本文中,将立足于宁夏农村地区实际,以农村民间借贷为切入点,探索一条适合宁夏农村实际情况的金融改革之路。文章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来论证农村金融体系二元性特征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合理性;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立足宁夏农村,结合课题组的调研资料,分别就当地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民间借贷)的现状、问题及作用进行全面分析;通过实证分析所得出结论,有针对性地就宁夏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有价值的对策。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研究

该文在合理界定农村非正规金融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金融制度缺陷和非正规金融的相对优势,提出我国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科学合理性,并从现实发展角度进一步提出要确认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法律地位,因地制宜地适度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有效缓解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紧张对立气氛,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由此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宁夏农村民间借贷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证研究 ———以盐池县、同心县与中宁县为例

目前,如何破除农村金融的瓶颈约束,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成为众多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由于各省市区情况不同,从而改革必须因地制宜,切不可一刀切,所以笔者在文章中,将立足于宁夏农村地区实际,以农村民间借贷为切入点,探索一条适合宁夏农村实际情况的金融改革之路。文章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来论证农村金融体系二元性特征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合理性;接下来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立足宁夏农村,结合课题组的调研资料,分别就当地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民间借贷)的现状、问题及作用进行全面分析;进而结合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有针对性地就宁夏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基于农户增收视角的融资渠道绩效比较研究

基于2011年调查数据,运用独立混合截面数据模型分析农户从正规金融途径借贷和非正规金融途径借贷对其增收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偏好从非正规金融借贷,非正规金融借贷规模是正规途径借贷规模的4．15倍,在满足生活消费和生产性投资方面发挥着较正规金融更为重要的作用。不到50％的非正规途径借贷农户将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农户90％是用于生产投资,且二者的生产性资金投向存在较大差异,非正规金融借贷资金主要投向畜牧业和非农产业,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则主要投向种植业和农机具补贴,资金借贷规模和资金用途是致使非正规金融绩效高的原因所在。基于此,提出解禁非正规金融,提高农村金融覆盖率,加快基于农户实际需求的金融产品设计,尤其是抵押担保品创新,防范非正规金融市场金融风险等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非正规金融,已逐渐成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融资渠道。然而,就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而言,则至今缺少准确、有效的评价。为此,本文立足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了非正规金融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采用中国农村省域面板数据定量研究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发生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比正规金融有更强的减贫力度。为实现农村减贫,需要从非正规金融发展、农村财政投入、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非正式制度与非正规金融：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视角

根据现阶段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广大农户的金融需求，农村经济发展资金大多依赖非正规金融的客观现实，文章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替代，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和非正式制度可以相互融合。所以，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非正式制度与传统，妥善处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促进正式金融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衔接，实现人为秩序与自发秩序之间平衡发展。     

从产业趋同到产业集群：对长三角制造业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

“产业趋同-产业协同-产业集群”是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分析长三角地区相似的禀赋结构所形成的产业趋同现状，制造业内部结构相似但也存在具有专业化比较优势的细分产业，产业趋同现状下的产业协同是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基础；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基于动态要素禀赋优势在长三角地区进行跨地区产业协同的“新型综合雁阵”；利用27个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产业集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高级化与同构化存在“倒U形”结构；在要素禀赋约束下，过度的制造业高级化会抑制经济增长，而同构化以及带来的产业协同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增长；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同构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该效应受制于信息化水平。     

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

转型时期我国就业模式从计划分配的、集中、刚性、单一的传统正规就业向市场配置的、分散、灵活、多元化的非正规就业模式转变。城镇非正规就业迅速发展,1990—2004年间年均增长率相当于城镇就业增长率的3.9倍;其创造的就业岗位远高于传统正规部门消失的就业岗位,2004年占城镇就业比重的58.69%,成为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导就业模式。城镇非正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全国经济增长率,1990—2004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城镇非正规部门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22.2%,相当于GDP平均增长率的2.4倍;非正规经济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到2004年已达1/3,其产出高增长对全国新增GDP的增长贡献越来越大,在1990—2004年期间为44%,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金融缺口、非正规金融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

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理论综述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农村金融缺口产生的原因、非正规金融的演变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我国农村金融缺口是正规金融功能性缺失和国家长期金融抑制政策共同作用的产物.金融缺口产生了获利机会,而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金融制度变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个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基础演变引发国家对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