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月之交》作者、作年、主旨关系考

从汉代到当代，对于《诗经》这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就整体而言，主要是侧重文本的阅读与阐释。本文试图另觅角度，从具体诗篇出发，即《小雅》中的《正月》和《十月之交》，通过对作者、作年、主旨等方面的比较，探讨这两首诗的关系。并顺便阐述本文写作过程中发现的关于《诗经》的其他一些问题。     

《诗经》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五经”之一,也是当前高校和中学文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诗经》的研究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文章就孔子是否删诗,对《诗.序》的评价,“风”、“雅”、“颂”的不同价值,“风”中反映的周代婚俗四部分作论述,以供《诗经》教学和研究作参考。     

《诗经》之“荼”字考证

文章针对茶文化论著中对《诗经》有关诗句的错误理解，从字源学、名物学、植物学、文学文本等角度对《诗经》中有关的诗句进行剖析与论证：《诗经》中“荼”字不是指“茶”，而是一种“苦菜”。茶文学的源头不应在《诗经》时代。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从《诗经》文献看《诗经》学的发展

《诗经》文本编辑之初即伴随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目”与“录”的结合。至孔子以《诗》教授弟子，则综合运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诸种方法，如搜集校对(文本、音律)、论定编次、发明文义、语言雅化、理论总结等，经学的、文献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全备。根据历代《诗经》著述体式的产生与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研究风尚，我们将历代《诗经》著述与研究粗略地分为三期：汉代的原生期，三国至隋唐的守成期，宋及宋后的新变期。     

《诗经》词汇同义词与修辞同义词研究述评

从研究角度上看,同义词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从词汇角度研究;二是从修辞角度研究。从词汇角度研究《诗经》同义词,主要有8篇论文,文章探讨了同义词的界定、判定标准、构组辨释、具体操作等;从修辞角度研究《诗经》同义词的论文不多。我们只探讨同义词的界定、修辞同义词的界定、修辞同义词的构组与辨释,探讨《诗经》修辞同义词的文化意义。     

论白居易《新乐府》篇目的回环式结构模式

中唐时期，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并进行了五十篇《新乐府》的创作实践，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还没有人从篇目的回环式结构模式进行研究。《新乐府》这种回环式结构模式，深受《诗经》和汉乐府的影响，形成了“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特点。这种特点也有局限陛。     

《国风》的地域性流派

本文从地域文化和艺术流派角度对《诗经·国风》作了新的探讨，按照地域相邻、诗风相近的原则，把十五国风归纳为“郑卫派”、“二南派”、“秦幽派”、“魏唐派”、“齐曹派”等五派。作者从西周至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各地民情风俗、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就各派的构成、主要特点或及其代表性作品，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阐释和评价；并认为：从流派角度去考察和解释《国风》，必将开拓《诗经》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更有效地弘扬中国古代灿烂多彩的文化传统。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展现“雅”“颂”时代的“奇玮瑰怪非常之观”——评刘毓庆《雅颂新考》

《诗经》研究，历经两千余年至今，已由传统的注释型、分析型向综合型转化。文章从刘毓庆《雅颂新考》入手，在揭示该书于史学、文学及文化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理顺了《诗经》研究的历史脉络，指明了《诗经》研究的未来方向，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诗经》文化价值的独特理解     

试论《诗经》成语中的动植物文化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集,其中产生了大量的成语,这些成语对今天我们解读《诗经》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从远古社会的鸟图腾崇拜、农耕社会的生殖崇拜和婚恋风俗、上古社会的政治讽刺几个方面分析,阐释《诗经》成语中的动植物文化。     

牧角悦子《诗经》学研究述评

日本近代之前的《诗经》研究以考证学为主,近代之后以文学、文化人类学等新方法、新理论的新科学研究为主。牧角悦子教授将日本《诗经》近代之前的经学研究与近代之后的新科学研究加以融合,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基础,又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是目前日本《诗经》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牧角的《诗经》研究,从否定经学、重视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再到重新认识到经学与文献学的重要性,力图在经学与文学、文化人类学的平衡中综合研究《诗经》。牧角《诗经》学研究史所呈现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也与日本《诗经》学整体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日本《诗经》研究的近况。     

《诗经》“雨雪霏霏”考辨──兼析《十三经注疏》对《诗经》八处“雨雪”之训释

《十三经注疏》将《诗经·小雅·采薇》“雨雪霏霏”一句中的“雨雪”释为动词“下雪”,通行的诸多注译本和教材也都如此解释。但从训诂学、语法学及《诗经》自身体例等角度分析,“雨雪霏霏”中“雨雪”应为名词,即“雨”和“雪”之义,“霏霏”为形容词,即“雨雪盛貌”。此外,考《诗经》其他7处“雨雪”,应释为名词的为《邶风·北风》“雨雪其雾”与“雨雪其霏”以及《小雅·出车》“雨雪载涂”中的“雨雪”;应释为动词“下雪”义的为《小雅·信南山》“雨雪雰雰”和《小雅·頍弁》“如彼雨雪”以及《小雅·角弓》“雨雪瀌瀌”与“雨雪浮浮”中的“雨雪”。     

简论《诗经》中的“桑树”意象

《诗经》中的“桑树”意象多与女性相关 ,这种文化现象既有宗教动因 ,又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诗经》中的“桑树”意象在后世抒情文学中缺失了 ,而仅对叙事文学发生了一定影响     

《诗经·陈风》情诗的文化内涵管窥

《诗经》中的篇幅描写了十五国风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本土的婚恋文化。因固有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国的情诗风格亦相差甚异。文章就陈风为管,以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窥其情诗的巫风文化内涵及其婚恋诗的特质。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列女传》引《诗》考

保留在刘向《列女传》中的《诗经》诗句注释，与当时的传统注释和后世毛公以外的“三家诗”注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因而具有独到的见解。本文主要是围绕《列女传》引用《诗经》的情况及相关材料，对刘向引《诗》的独到之处略作阐述和探讨     

《国风》中的风俗文化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其所处的时代(我们称之为"《诗经》时代")的风俗文化作了大量的描述,而其中的十五国风更是一部风俗文化的活化石。《诗经》时代的风俗文化是绚烂多姿的,有的虽然穿越历史长河被传承了下来,但更多的则被历史所尘封。笔者意在通过《国风》挖掘《诗经》时代有关风俗文化方面的断片残简,并尽量对其进行修复,力图从更深的层次去探寻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质。     

从翻译美学角度看《诗经》译本的形美传递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诗经》自编成以来在中华民族语言及其文化发展中就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经》英译本较多,各有千秋。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分析了《诗经》在形式上的美学因素,并通过对比的方法分析了《诗经》几个英译本在传递原文形式美学因素上的优点和不足,旨在摸索中国古籍翻译实践的普遍原则,并寻找新视角。对比研究表明,原文中的美学因素是否能以恰当的形式体现在译本中,是译本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