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以《论语》为例

孔子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整理《诗经》,从而使《雅》、《颂》各归其类;第二,以《诗》为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教理论,这对于其后两千余年的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歌创作等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对《诗经》内容的评论,形成了“思无邪”和“温柔敦厚”说,它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揭示了文学具有倾向性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感情的多样性与主导性的关系;第四,对《诗经》音乐的评论,体现了孔子倡导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揭示了文学具有审美性质和特征的基本原理;第五,对《诗经》社会功效的评论,提出了“兴、观、群、怨”说,这深刻地揭示了《诗经》的本质特征,也揭示了文学具有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的基本原理;开创了文学的“功用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及其创作理论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六,倡导学习《诗经》要学以致用。总之,《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关于《诗经》的评论,既揭示了文学理论中许多基本原理,也是我国最早的文艺批评。探讨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诗经》学史看明代丰坊《诗经》著作的价值

丰坊《诗经》著作之撰写目的在于复古以求真,并不仅仅在于求奇、求异、炫博;其有意以极端凸显《诗经》研究中许多问题,并尝试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解决,推动了《诗经》学发展;特别是他践履《诗经》鲁诗精神的旨归不应为误解所遮蔽。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江有诰《诗经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用韵之比较

采用统计法,全面统计了江有诰《诗经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的用韵,发现两部《诗经韵读》用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韵脚字入韵字理解不同;非韵脚字是否入韵处理不同;韵脚与非韵脚是否押韵理解不一。通过比较发现,王力先生《诗经韵读》对江有诰《诗经韵读》有匡补之功,他订正了江氏的诸多纰缪,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此外,江氏于个别篇章的用韵的分析是正确的,而王先生的分析尚有商榷之处。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论《诗义会通》对《诗经》的文学解读

吴生著《诗义会通》旨在会通前代诸说,探明《诗经》原义。他运用桐城文法的理论来评诗,从结构、章法、气象等方面解读《诗经》。进而,他在文学解读的基础上探求诗旨,观点通达,论述精到。     

论郑振铎的《毛诗序》研究

郑振铎论述了《毛诗序》于《诗经》于文学的不良影响及其“美刺”的自相矛盾,考证了《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新的《诗经》编排分类说。     

经学、史学与文学的融通：经史视野下郝经的《诗经》观

在经史的语境中讨论《诗经》的意蕴和作用,是郝经《诗经》观的主要特点。郝经融通经学、史学与文学,以经史为依据阐释《诗经》的思想内涵,特别重视《诗经》所蕴含的道统观念和史料价值,彰显《诗经》在辅佐王政、教化民众、齐家修身方面的社会意义。郝经从经史之学所蕴含的仁义礼智出发,阐释了《诗经》“性情”“风雅”的具体内容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和“去浮华,植本根”,倡导诗文应承载传经、述史的重任,对堆砌雕琢的文坛不良风气进行纠偏救弊,对元代诗学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郝经的《诗经》观不仅提升了《诗经》在经学史、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反映了集合经、史、诗诸多内涵的《诗经》学的复杂面相。     

《诗经》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五经”之一,也是当前高校和中学文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诗经》的研究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文章就孔子是否删诗,对《诗.序》的评价,“风”、“雅”、“颂”的不同价值,“风”中反映的周代婚俗四部分作论述,以供《诗经》教学和研究作参考。     

苏轼的流寓生涯与文化自觉

在苏轼人生的后二十年,贬谪流寓成为其主要的生存状态和特殊境遇。在此过程中,苏轼既有与自古贬谪流寓士人或被动或主动地改变生活方式的一致之处,又有比很多失意文人更加清醒和彻底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转变,这最突出且最集中地体现在苏轼对文化的高度自觉和积极作为上,堪称最高典范。他所自言“平生功业”在黄州、惠州、儋州,不只是一般研究者认为系其自嘲自慰的牢骚之语或故作旷达的自我标榜,而是在几个贬谪时期,实实在在取得了文化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并因此成为了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巨人。       

李梦阳“真诗”理论探源——“真诗乃在民间”命题的提出时间及由来

李梦阳在为自己的诗集《弘德集》所作的自序中,提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诗学命题,这一认识在其后的诗文中被多次重申,可视为李梦阳成熟的诗歌理论。李梦阳早年大量拟作汉魏乐府和民歌,记录了他在“真诗”道路上的可贵探索。因失望于文人学子的韵言而转向民间寻求真诗是李梦阳诗歌崇尚真情的必然走向,从自发到自觉。“真诗”理论的提出在当时具有尊情抑理的思想意义。     

乐府始置刍议

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乐府源于何时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官署的乐府和作为诗歌形式代指的乐府这两层意义应该剥离开来,武帝立乐府实际上是乐府诗兴盛的标志。     

陈伯吹：一个世纪的缅怀与祝福

陈伯吹先生兼具作家、翻译家、学者、编辑等多重职业身份,他漫长的职业生涯所辐射的历史内容及其意味是格外丰富,也格外厚重的。陈伯吹及其一生的儿童文学活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程的一个鲜活而典型的历史标本。通过对这一标本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会在相当程度上触碰到一段历史的真实脉动,发现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艺术进程中隐藏着的丰富奥秘。王宜清的新著《陈伯吹论》就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对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怀有的一种尊重和理解的学术理性。     

“为世宗儒”：何基理学与文学思想论

何基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婺州金华朱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心性论、知行观、文学观等,虽然来源于朱熹,但是,何基的整个思想显得比朱熹简洁纯粹.特别重要的是,何基的重点是在践履上,即他的思想都是与他的实际道德生活实践相通的.何基以践履树立起榜样,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陆游咏梅词的现代传承与接受——以瞿秋白为中心兼与毛泽东的比较研究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影响很大,步韵、唱和者络绎不绝,而最为著名的当属中国共产党两位领袖瞿秋白与毛泽东的同题咏。三首咏梅词,既灵犀相通,又各具神韵。陆游一生爱梅写梅,以梅为友,以梅消愁,以梅励志。瞿秋白托物言志,借梅抒情,真实表达了自己临刑前洞悉人生、视死如归的旷达情怀以及直面现实、憧憬未来的思想境界。毛泽东则以一代伟人与诗人的风范,写出了新时代的傲骨和操守。从陆游到瞿秋白再到毛泽东,体现着古典诗词意境与精神的现代传承与接受。而瞿秋白的咏梅词可谓在陆游词与毛泽东词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吴筠辞赋略论

吴筠既是唐代著名高道,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他的赋歌颂了闲适恬淡的隐居生活,展现了崎岖坎坷的修道历程,对现实世界往往也具有批判的精神。他的赋蕴含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忧世情怀及向往山林、追求逍遥自由、希求延命成仙的道教文化意蕴,对当时的假隐之风也进行了批判。同时,还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及丰富的道教哲学思想。在语言表达方面,善于化用或引用前人语句、篇名入赋;在赋的表现方式方面,善用比兴手法,不愧为唐代卓有成就的赋家。     

沉潜于创作长河型的"心灵的史诗"--论无名氏的《无名书稿》

在被视为"生命大书"的<无名书稿>中,无名氏企图于外来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外,为中国乃至整个地球的文化生命寻找一条拯救和改造之路.在创作方式上,无名氏凸显现代知识者的"情感"写实,称他的<无名书稿>要写一部"心灵的史诗"和"20世纪中国人心灵的革命史",即为人们展现和剖示以现代知识者印蒂的精神探索为旨归的心路历程.印蒂有着"见山甩山"的魔鬼般性格,为追求生命的"圆全",上下求索,历尽磨难,而最后终得正果,这显示出中国现代知识者精神探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崔子方的《春秋》学

崔子方是北宋苏氏蜀学派的重要人物,以《春秋》学显名。他在认可《春秋》最大程度保留“鲁史”成分的基础上,极大强调了经文所含王道大义。为此,他发明了独特的经义表述和经文解读方法,并在解释中表露出独具特色的思想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