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之辨取舍之间——公司法人格否认若干疑点再析

"公司法人格否认"特指于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之际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而在个案中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所谓"广义上的公司人格否认"并非自立自成的固有概念;在现代企业法律形态上,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相辅相成,在个案中否定了股东的有限责任也就意味着否认了公司法人人格,针对公司法人格否认称谓不当的指摘建立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的错误译称之上,故不足为据;否定法人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的一体两面性不仅不符合我国继受的法律传统,也非对于合伙等非法人组织法律地位的正当界说。通过追究董事、经理责任难以有效治理控制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则可成为根治问题的直接把手,也是世界范围内公司立法的主流趋势。     

探寻波爱修斯之人格概念的法哲学维度

波爱修斯使用了古希腊哲学概念“ousia”和“hypostasis”来界定拉丁词“persona”。在他的《论位格和两个本性》中,“persona”常被译作“位格”,却是法权学和关于人的哲学中“人格”概念的基本出发点,因为此概念同时蕴含了三个核心内容,即个体性、理性和自存性,在这三个方面上“persona”均具有法哲学维度以及现实意义。波爱修斯对“persona”的定义和阐述,不仅延续了罗马法传统中对法律实体“人格”的用法,并且将人格概念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人之本性相结合,使得人格成为了法学理性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和基础,为通往康德的理性主义法权学铺垫了道路。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概念正名及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公司法>修改的立法背景下,通过考察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基础和特征,解析传统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概念表述上的困境,提出符合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实质含义的科学表述"无视公司法人人格制度"或者"股东有限责任否认制度",并提出在我国设置公司法人否认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当代人“市场人格”与“道德人格”的伦理学辨析

当代人的市场人格是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存在的资格和品格,属于客观自发型的、实然人格;当代人的道德人格是一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资格和品格,属于自觉型、应然人格。"市场人格"和"道德人格"的完善对于当代人是不可分离的,应把完善其市场人格与完善其道德人格紧密结合起来,使其相得益彰、协调共进。     

法律监督主体人格论

我国已经形成以国家机关为主体的法律监督网络,国家机关依法享有广泛的监督权,但立法规定与现实生活相比存在较大反差。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承担法律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存在人格缺陷。法律意义上健全的人格是法律主体意志独立、行为独立、财产独立、责任自负。国家机关具备健全的人格是其行使监督职权的必要条件。改变监督不力现象必须健全完善法律监督主体的人格。     

从人格到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性分析

人格与民事权利能力是内容一致而实质不同的法律上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那种试图将统一的民事权利能力划分为一般民事权利能力与限制民事权利能力以期解释实践的理论在宏观上欠考虑、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是没有找到问题症结所在的错误论断.坚持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仅具有政治意义也是符合法律理论的.     

法人人格与有限责任的关系——兼谈对“法人人格否认”的完善

法人人格比有限责任起源更早,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世界多数立法都认为法人人格与有限责任不具有必然的附随性。法人人格与有限责任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制度。＂法人人格否认＂的术语表达并不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应以债权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确定案由;公司是被告,滥用权利股东可以作为第三人;诉讼活动应遵循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自然人人格、人格权之本源及制度设置

自然人法律人格是民事主体制度的灵魂.生物性意义上的人能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是法律对由人类意识所支配的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的人类成员的主体性的尊重,也是对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商品生产交换所阐发的主体独立、平等等权利要求的法律肯定.没有天生的"自然人",所谓"私法上的人格地位与生俱来"实是一种主观错觉.人格权虽然与主体存在具有同期性、无意识性,但人格权仅是由自然人人格派生的民事权利之一种,由法律进行抽象或具体的规定.     

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研究与精神分析法

政治心理学起源于对政治现象中政治人的精神与生理的关注,故此,对于政治人格的精神病理学研究一直是这门学科的主题。然而,人格一词对于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而言范围大小不同,心理学家将人格作为解释个体在面临不同刺激时的行为反应模式,政治学家更倾向于将人格看作一种心理防卫机制,进而探讨这种机制对于政治行为产生的影响。从概念界定到研究方法等方面,精神分析既促进了人格研究的深化和成型,又给政治—人格分析法带来了挑战。     

对老子“圣人”等人格概念的联想与解读

“圣人”是《老子》中的理想人格,远离具体事务, “君子”、“侯王”等是具体的现实人格,忙碌于尘世之中.理想人格的力量渗入现实人格,现实人格有通达“道”的可能.从历史渊源与对具体事务的关系等方面对二者的定位予以考察.并对王弼、河上公本中“君子”、“圣人”概念的置换提出自己的看法.对这些人格概念的灵活使用有利于减少现代社会理想与现实的隔阂.     

关于“准职业人”人格建构的思考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具备完善自主的人格是经济社会和个人最优化发展的基础,"准职业人"的人格问题早已为西方发达国家重视并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潮流。根据调研,我国"准职业人"的人格现状并不乐观,普遍存在缺乏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择业动机功利化,以及职业伦理缺失等人格问题。"准职业人"人格建构的核心是人的自主性、创造性与责任意识的提升,进行"准职业人"的人格建构应加强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支持,秉持价值导向与自主性兼顾的原则,搭建"家庭—社会—学校"的合力平台。     

“师范人格”及其塑造

“师范人格”是教师这一特殊职业所应具有的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性格修养及规范的行为方式。但是，传统人格的桎梏引起了“师范人格”的种种失落，现实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使“师范人格”的塑造产生种种误导。本文从揭示“师范人格”的现代意义入手，针对当代师范院校学生“师范人格”的失落与误导，进一步指明了“师范人格”塑造的前提、基础、关键和保障。     

王国维本真人格论与舍勒精神人格论异同考辨

无论王国维的本真人格论,还是舍勒的精神人格论,皆属情感人格论,都与某种深邃而崇高的情感体验相关。不同之处在于:舍勒的人格概念是一个道德宗教概念,是本质之爱和信仰行为的道德载体;而王国维的人格范畴侧重于生存论意义的本己回归,包括绝望、忧、罪责担荷、自由决断,是为真我生存而筹划的此在。人格之间的世界图像存在差异。王国维推崇本真人格,其心灵结构呈现自然的精神镜像,是对虚无本质和有死性存在予以直观后的决断使然。舍勒的人格论重在构塑神圣价值,而个体人格价值是作为神圣价值的象征而被给予的,是对神圣价值的"分有"。     

单位犯罪刑事责任之依据新探——以“添附人格说”为中心的体系建构

单位犯罪系相对于自然人犯罪的法律拟制。目前刑法理论界关于单位犯罪尚存诸多争议。其中,最基本的、亦争议较大的即为单位犯罪刑事责任依据问题。在此,拟围绕单位犯罪刑事责任根据的相关理论之评析,提出"添附人格说",主张在单位犯罪中存在单位人格和单位成员人格因添附形式的不同而形成各异的单位犯罪人格——"添附人格"之情形,并进而产生"添附意志";该添附形式的不同亦恰为单罚制与双罚制适用之依据,以期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承担之司法理解与立法规范有所裨益。     

“封建”概念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再认识

在中国,"封建"一词古已有之。它和意识形态操作层面上所用之"封建"不尽相同。随着西学在20世纪初的大规模输入,西文feudal在我国被对应成"封建"一词。随之而来的结果不仅造成了"封建"一词相当程度上的语义混乱,更由于其后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完全采纳,而致使有关本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以及如果经历过那么是何时进入的争论和聚讼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封建"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变迁最终导致了标准教科书中中国历史发展框架相关认识的固化。     

人格认同危机与自由人格建构

在现代理性文化下,人格的认同出现危机,生存的意义得到一定程度的掩蔽.解决危机的实质是要使个人重新获得人格认同,一个可能的出路是建构当代自由人格.这是一种包容了英雄化人格在内的平民化人格,包容了个性化人格在内的自由人格,包容了人格分化可能性在内的和谐人格,包容了现实人格在内的理想人格.这四重人格形象构成了当代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的总体"骨架",勾勒了"谁之人格"、"何种人格"的自由人格图像.它将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发展的方向.     

伦理人格与法律人格的辩证关系——民事主体制度正当性说明

现代民法中法律人格制度的构造是由德国历史法学派的研究方法决定的。法律人格以伦理人格作为其哲学基础,学说对法律人格的解释和发展难以避开伦理人格相关理论,但是仅拘泥于伦理人格,造成了法人制度构建解释上的困难。在法律实证主义的研究思潮中,伦理哲学对于法学的影响逐渐衰退,宪法中关于人的伦理条款担当了传统伦理人格对于法律人格的指导作用。     

从身份人格到伦理人格--论个人法律人格基础的历史演变

一、作为最初的身份人格基础的氏族血缘从人类进化的历史考察,最初的阶段,人类并没有与其他存在(生物性的存在,甚至是非生物性的存在)相区分,因为这时的人类尚缺乏发现、甄别自身与他物区别的能力,进而人类在这种物我一体的状态下,适用着统一的自然法。[1]在这样的混沌状态中,也是没有区分“法律人格”的必要和可能的。只有当人类度过最后冰期,基于人特有的大脑能力,不仅与其他生物得以区分,同时不同的人群也被区分之后,关于法律上人格的区分才显现出其必要性。在那个可能是原罪由来的时期[2],出于生存的需要(但并不以此为限),人类超量捕杀…     

我国农业保险及其法律规制

以公、私法的划分为基础,"农业保险"在逻辑上应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分别适用不同法律规范。为避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同时考虑到为两类保险的并存留下概念和制度上的空间,"农业保险"一词不宜作为仅指代其中一种类型保险的法律术语,用于当前正在进行的立法工作。在我国,开办和发展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保险均面临农民支付能力低下、农业生产风险未被农民视为生活主要风险的障碍。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应由公法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