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差异视角下职业流动对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

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存在重要影响。利用CHIPS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FFL分解法,考察了职业流动对我国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结果表明,职业流动促进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其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女性,因而扩大了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提升效应在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更为明显。FFL分解结果显示,在中低分位数和高分位数上,两性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性别歧视分别是造成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随职业流动扩大的主因。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倡导两性平等的社会文化,是缩小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

职业选择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在双重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主要在具有完全竞争特点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职业选择,因此,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更具根本性.对杭州地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民工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职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就业概率;年龄对农民工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概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拥有城市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具有普遍的积极作用.因此,当前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在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     

农民工就业能力研究

就业能力是西方的重要概念,用就业能力理论和框架来分析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可以为研究农民工就业问题提供一套新的思路、方法和对策框架。本文讨论了就业能力的概念和框架构成,从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个维度对农民工就业能力进行了分析,并从农民工个人、企业、政府三个方面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开发进行了探讨。     

农民工职业流动轨迹和职业向上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推进,还在于农民工通过自身力量获取支撑其市民身份转变的职业发展.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分析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职业向上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以及该群体城市就业的职业特征总体上呈倒“U”型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职业培训和“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取低端职业而对该群体从事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的实现并无显著效应.     

个体基本特质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诉求与行为差异。用分类比较法和排序法,从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来源地区等四个维度分析、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和离职动因。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婚姻状况、工作环境,来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提高工资标准、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改善用工环境、消除家庭城乡迁移的外部阻滞因素、提升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就业能力。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西北地区进城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机制研究

农民工就业职位的上行流动是农民工市民化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西北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民工职位上行流动和职位上行流动度两个logistic基础模型,探索影响西北地区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的重要因素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要素对西北地区农民工就业职位的上行流动影响机制不同,并且在西北各省内就业、西北地区间跨省就业及西北外地区就业的选择与获得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西北地区各省要围绕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特征及机制,加强农民工就业的区域合作,制定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高的有效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状况调查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本文利用浙江省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和就业现状,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人力资本的根本性约束,并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分析——基于厦门307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在城市内的生活质量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何去何从。本文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质量、住房质量、社会关系质量、心理认同5个维度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整体不高、就业满意度也较低,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低,整体住房满意度达不到期望,在本地社会关系网较弱,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够强烈。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应该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将城中村管理划入城市建设中,应该继续提高社会保障福利待遇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研究

农民工的职业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普通员工、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是农民工职业的四大基本类别,技工更是农民工职业上升过程中的主要方向.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城市环境对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25-4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职业上升的主力军,而体现农民工综合人力资本的学历和最能体现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强烈进取心是农民工职业由普通员工上升为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等高端职业的共同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晋升为中低层管理者的重要条件,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成长为技工的关键因素,而组织外社会资本、较强的风险承受力和处于不发达中小城市则是农民工成为经营者的关键因素.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分析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农民工返乡行为受到其人力资本异化的深刻影响。基于经典托达罗模型,引入人力资本相关变量,构建拓展的托达罗迁移决策模型,通过调查问卷采集陕西省526户农民工的样本数据,针对农民工未外出、在外务工未返乡和外出务工已返乡三种就业流动状态,运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劳动力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利用分样本回归模型探讨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的返乡决策差异。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返乡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年限长、具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返乡概率更大;分样本回归模型分析则表明老一代农民工的此类返乡特征更加突出;另外,研究还发现女性明显偏向于做出不外出和返乡决策,年龄大的农民工更偏向于选择返乡。鉴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加强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择业就业能力;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民工返乡就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乐区的调查数据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利于减少企业运营成本,深化企业人力资源的整合。本文运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月工资收入、是否拖欠工资、工作时长、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经验、职业技能掌握情况、择业机会识别、职业发展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显著性影响。基于以上改革背景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与建议,以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在职培训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基于工作转换和就业质量变化的考察

基于辽宁省调查数据,从工作转换发生、工作转换类型、工作转换频次和就业质量变化4个维度对在职培训在农民工就业流动上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职培训能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但其作用具有明显的流动类型和人群差异性,表现为对女性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及对跨区域和跨职业流动有显著抑制。在流动频次上,培训的作用不明显,且受过培训的农民工难以通过流动而实现就业质量的改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生存和发展能力,对其市民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探寻其突破市民化困境的出路。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体面劳动、职业安全与健康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是新时代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客观要求,可纳入体面劳动的视野进行考察。实证研究表明,当前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体面劳动水平整体偏低,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急需加强,体面劳动对其职业安全与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工作权利、社会保护、平等就业和社会对话。构建协同治理机制、保障工作中的基本权利,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劳动社会保护支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高劳资双方对话实效等是促进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的可行选择。     

基于族际对比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竞争能力研究

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竞争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适应性和个体适应性等几个方面。少数民族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与汉族存在较大差距,是影响就业的首要因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农民工依靠社会资本获得就业机会,但社会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性、个体适应性与汉族有一定差异,今后在注重技能培训的同时应加强良好观念、行为的养成。     

市民化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基于全国3402个样本数据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是破解市民化困境、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本文在全国抽取了3402个样本数据,围绕就业质量的6个维度,即工作条件、工作稳定性、劳动权益、劳动关系、职业发展与就业满意度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就业质量偏低。并针对就业质量各个维度存在的问题,本文从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角度提出了提升就业质量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