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融佛老 道自心悟——论史浩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色

史浩是宋孝宗时期的帝师和宰相,政治地位显赫,思想上史浩主张大道同一、为学以心悟。受学术环境的影响,史浩的学术思想濡染佛禅,具有心学倾向;作为深受家学影响的传统士大夫,他又具有儒教护教意识。在人生价值选择上,史浩融合道家思想,主张全节而退,并全力践行这一人生思路,成为宋代宰辅闲退的代表人物之一。     

和战分途：南宋初年的政治转向——以孝宗朝政策迁移为线索

南宋伊始,宋金和战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着南宋政权的时代命题。绍兴十二年缔结的宋金和议,并没有成为维系宋金长久稳定关系的基础。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单方面撕毁协约南侵,加之随即登基的宋孝宗锐意恢复,宋金战争一度爆发并持续到隆兴元年张浚符离兵溃。在此期间,宋孝宗选人用事并不局限于道义型主战派士大夫,对实务型主和派士大夫及主守派政治元老也多加选用;在此之后,宋孝宗迫于符离兵败的政治压力与金人议和,锐意恢复政策主张转换为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谋略。宋孝宗以邪正为标准的多元用人政策,与其对金强硬的政治主张既统一又矛盾,这种复杂的政策取向既切合即时的宋金政治局势,也为南宋制定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国策埋下了伏笔。     

张栻与宋孝宗的关系探微

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不为学界所注意,文章利用现存史料分析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之演变。隆兴初,宋孝宗起用张浚谋划北伐,张栻因此得以面见宋孝宗,并获宋孝宗信任,在宋孝宗与张浚之间充当联络员,往来传递军机,其间张栻还得到过宋高宗召见。乾道年间,张栻被宋孝宗召为侍讲,再次近距离接触宋孝宗,但张栻言行多触宋孝宗之逆鳞,两人关系走向疏离。此后张栻再未回到宋孝宗身边,其临终遗表也不能上达。     

宋孝宗前期词坛纵论

宋孝宗前期,曾觌、张抡等人的应制、颂谀词,多歌颂高宗与孝宗"父尧子舜"、"两宫交欢".此期法曲、大曲较兴盛,史浩的大曲,有歌词、乐语,载歌演之状,为此前的摘遍形式所未及.洪适以联章成"转踏",一诗一词,用作演唱.此期诗人为词者不少,范成大既善写田园生活,又因曾使金,其词也能跳出"令人心平气和"之外.杨万里的诗被称为"诚斋体",其词有近似之处.南渡时,因家国之变,留下了较多表现自身不幸的女性词.高、孝相交时期,女性词的创作持续兴盛,虽作品不多,却各有特色,其中最杰出的女词人是朱淑真.     

评为岳飞平反的宰相－－史浩

本文认为,史学界长期来把南宋朝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的“二分法”是不妥的.事实上,孝宗以来,南宋朝臣中存在着以汤思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派,以张浚为代表的冒险主义派,以史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派.孝宗一上台就决定对金国进行战略决战是缺乏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基础的冒险.史浩任相后,头一件大事就是抓平反以岳飞为代表的冤假错案,抓组织建设与思想、政治、军事建设,待时机成熟时再进行战略决战的思想是正确的.应推翻有些学者贬损与强加给史浩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辞.     

《全宋诗》之史浩、黄公度、辛弃疾、王十朋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作了不少修订工作。通过查阅文献可以发现,史浩、黄公度、辛弃疾、王十朋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南宋孝宗朝的政治生态与周必大的政治活动

宋孝宗继位以后,一改太上皇帝赵构的内外政策,对外不惜对金用兵,以收复中原失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夙愿始终没有取得成功。对内实行"独断",以防止大臣擅权。为此采取了"异论相搅"、不让三省和地方主要长官久任、重用近习等一系列措施,结果造成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以文学和政治见长的周必大,由进士入仕后一度受到孝宗重视,但由于他与众多大臣一起,多次反对孝宗的对内政策,因而前后二次受到排斥,出任祠官,时间长达七八年之久。后期的周必大,除了清正廉洁不变,文学才能更加出众以外,政治上已缺乏锐气,变得"圆滑"起来,从而最终被孝宗视为心腹之臣,官至左丞相。     

略论朱熹《戊申封事》的特色和宋孝宗的度量

南宋前期朱熹所上《戊申封事》,是一道洋洋万余字的万言书。它紧紧围绕一个中心,认为当时统治形势极糟,其原因完全是宋孝宗＂心不正＂、＂私心＂,而颁布的种种措施又相继出现失误造成的。万言书还从六个方面具体分析,并证成其说。全文有似于一篇批评、否定宋孝宗27年统治的现代专题论文。值得赞许的是,宋孝宗收到此万言书后竟连夜读完,不但没有大发雷霆,反而从第二天起接连超升朱熹官职,表现了历史上最高统治者罕见的度量与修养。     

仕宦、生活与佛道:史浩思想探析

史浩在公开言论中,处处体现对儒学本位的坚持,但言行之间存在着不小差距。他对佛家止杀之戒终身奉行,影响到了其具体政治行为。对道家知足观念的践履,让他在孝宗朝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得以进退裕如,保全令名。而佛道思想中“息兵爱民”的主张,不仅成为南宋君主对金主和的理据之一,也构成了史浩力主和议的思想来源。     

辛弃疾词一首学习笔记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爱国诗人。 辛弃疾生活的时代,正是北方女真贵族统治的金国南下进攻宋王朝的时代。■真族的占领区,二十一岁时,他便参加了耿京领导的抗金农民起义军,南归后,■任签判。公元1165年,辛弃疾在江阴任期,写了《美芹十论》奏陈宋孝宗,■又写成《九议》。他在文中提出了抗金的计略,表达了抗金必胜的信念。但南宋■     

论史浩的两次拜相及其原因——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一

自学官经王府、东宫官以至初相,是史浩早期仕宦的三个阶段。进《轮对札子》与“请定继嗣”当发生于同次轮对,皆可视为史浩受知高宗的原因。此期史浩以孝亲原则调和两宫关系,成效显著,从而得以初次拜相。淳熙八年史浩再相,之后受到了极高宠遇,权势有所增强,这得益于其皇帝老师的身份。出任嗣君的藩邸属官是取得皇帝信任而拜相的终南捷径,史浩的成功暗合这一点。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王维与玄宗、肃宗的关系

生当唐玄宗与唐肃宗之世的王维,虽然与玄宗、肃宗父子均具君臣关系,但这两位皇帝对待王维的态度却是颇有区别的。王维因"黄狮子"案更因有违于"禁约诸王"的实况,不仅受到了严厉惩治,被左迁济州司仓参军,而且还始终未能得到唐玄宗的信任与器重。这说明,作为"政府官员"的王维,并不是"南朝"集团的成员。正因此,即皇帝位于灵武的唐肃宗之"北朝",既对"陷贼官"王维"特宥之",并责授太子中允,复拜给事中,又对王维尊崇有加,恩准如己事。玄、肃二宗对待王维的不同态度,是王维在为人处世、思想发展等方面产生变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王维奉佛原因新探

王维奉佛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与他仕途上经历的三次坎坷密切相关。初仕被谪使王维长期徘徊于仕与隐之间,出使凉州所见所闻使他陷入迷惘和困惑,安史之乱中陷贼则是他遭受的最重的精神打击。正是这三次仕途上的挫折使王维一步步靠近佛教并走出一条奉佛入世之路,而这是由王维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内倾型的性格气质是王维在遭遇外部挫折时转而向佛教禅门寻求精神寄托的根本原因。     

曾公亮与王安石变法

曾公亮作为北宋政坛上的三朝元老,影响力极大。早年即有变革之心的他,在王安石变法中不但大力举荐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局,而且在变法过程中还给予王安石相当程度地支持,这对变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与王安石在变法认识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加之其它方面的原因,最终他不得不从正面退出变法舞台,没能成为所谓坚定的变法派。     

论南宋抗金领袖李纲的闲居词

李纲,南宋抗金领袖。其短暂一生,却有两次闲居期,共计达12年。其时,南渡政坛和、战之争激烈,“绍兴和议”正在酝酿。与在朝相比,其闲居心态发生变化:由“舍我其谁”的自信转为谨慎得体的关注国事。心态的差异使其闲居词呈现出与在朝词不同的风格,且呈阶段性变化。他乐天知命,“任真”,词风冲淡平和,乃苏轼之后又一位成功的学陶者。     

从文化人格看古代士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脱——以张九龄罢相为中心

“为王者师”,即在专制等级秩序的范围内借助王权以弘道,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优秀士人之基本追求。然而,张九龄罢相事件表明,这种希望以“王者师”的身份弘扬和实践“道”的理想,恰恰是导致士人政治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部分既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退出官场的士人而言,应对困境的策略,是以“心隐”的方式保持个人内在人格的相对完整。     

"五华才子"杨国翰评传

云南云州 (今云县 )人杨国翰是清朝嘉庆年间云南“五华五才子”之一 ,嘉庆二十五年 (182 0年 )进士 ,道光年间宦迹浙江各地。为官作文 ,杨国翰都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贡献。他不仅是封建社会里一名有作为的地方官员 ,其诗文在云南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