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村干部公职化建设的困境及其超越

村干部公职化管理属于国家政权建设,虽然有利于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的控制和有效地完成行政任务,同时却产生了行政消解村社自治和公共性的社会后果,具体表现为对村干部产生了"挤出效应"以及国家和社会互动产生了组织断裂。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层级式的科层体制有办大事的优势,但在深入乡土社会时就面临治理能力和治理活力的双重性限度。因此,笔者建议将村委会一级设置为村公所,恢复以自然村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单位,形成"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国家治理结构。?更多还原     

自治下沉:新时代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的探索——对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比较分析

针对行政村村民自治存在的现实困难,全国各地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改革较为典型,两市均通过自治重心下移释放了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的活力,其创新思路及机制、实践特征及效能、改革局限及风险等值得进一步探讨。从当下的自治条件来看,新时代村民自治要实现“行政—自治”适度分离,加强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一级的村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建设,赋予村民充分的自治权;确保“政经分开”,理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开辟农村基层治理新局面;因地制宜设置参与有效的自治单元与供给有效的服务单元,最大限度释放治理效力。     

农村社区外部权力结构：演进与现代重塑

我国的农村外部权力结构的发展经历了“二元——一元——二元”阶段的演变,文章以农村社区外部权力结构为视角,以国家行政权力和农村社会权力为分析工具,探讨了我国农村权力结构的这一演变历程及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合理重塑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关键环节：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的转变,农民自治意识和自组织能力的提升,以及制度建设的完善和权力的制衡。     

虚置与重构:村民自治的主体缺失与制度干预——以苏北黄江县为例

文章在以县域为分析单元的基础上认为,在城乡差距现状尚未根本扭转的现实下,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虚置"状态。村干部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权力日常运作缺乏农民的有效监督,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缺乏农民有效参与。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支撑的农村治理体制与变动的农村社会不相适应,村民自治制度文本与日常实践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在村民自治研究热潮冷却之后,重新回顾和反思这一制度,犹未过时。文章提出,国家制度设置应与转型期农村社会基础相适应,以政党下乡和干部下乡为主要途径,实现村干部专职化,强化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力度和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着强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双结构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以粤北高村的治理实践为表达对象

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与农民的对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社区接应的基础。共存于地方社会的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有各自的认同单位、组织结构、经济基础和治理任务,二者相互嵌入和改造生成了双结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的身份认同、公共品供给、社会生活保障等,同时具备了国家性和社区性。因此,双结构治理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在国家治理社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区治理的国家化,使得国家政权建设能够有效地进入宗族社区。     

论新时期中国农民角色的法律定位

国家农民和社会农民是针对农民的状态所作的界定.前者是强国家、弱社会的产物;后者则以农民自治为特征,以法律设定为界限来构建国家与农民的良性互动.国家农民向社会农民的转变正是国家权力在农村领域的大范围退出、社会空间在农村扩大的必然结果,变迁遵循的基本理论是:凡是农村能够自治的地方或事物,均由农民自己处理;只有对农村难以自治的事物,才交由国家处理.这种转变有着相应的经济、政治、法律基础.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的问题分析——基于浙江省Z村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自诞生、运行以来,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聚焦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村庄的权力结构、朴午部工作状态、村民的政治参与、村庄治理、村务公开等都是村民自治运作状况的反应和体现,在村庄权力配置中,处理好“两委关系”仍然是关键。当前中国村民政治参与意识、自组织能力仍有待提高,目前社区组织形式还比较单一,有必要成立多样化的社区组织。因为农村社区组织形成的自律机制能够增强自我整合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社会现实基础,拓展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     

权利视角下的社区自治建设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模式以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为主。社区自治建设是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变迁的过程,社区自治建设的突破口和核心任务是公民权利的恢复,在社区自治建设过程中将伴随着地方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社区自治能力培育中的国家介入——以上海嘉定区外冈镇“老大人”社区自治创新为例

社区自治与国家组织间关系存在国家退出论、国家介入论和国家有效介入论三种论点。国家退出论认为国家介入对社会资本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国家介入则注意到了非西方社会和转型国家的独特经验,国家有效介入论则从更加微观和具体的视野揭示了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复杂关系,得出国家的有效介入有助于社会自治的生长。文章在描述东部一个乡镇的社区治理创新经验的基础上,解读了国家有效介入为何有助于社区自治组织生长的理论缘由,包括输入外部权威和组织力量、拓展社会自治组织网络、分摊部分集体行动成本,以及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激励者。在我国,社区自治与国家组织之间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嵌入和共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