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大胆探索——评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学者们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数以百计，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编制出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最近出版的由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重写试验，在文学史观念、研究视野、叙述策略等方面都体现出新的突破。     

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意义

李欧梵发掘“颓废”的现代美学和文化意义,建构起“颓废”文学史,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这可视为80、90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下的“现代性”研究的重要一元,促成了文学史研究范式由社会政治研究范式向文化现代化研究范式转换,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学史研究的立场和标准问题,在当下学者对“重写文学史”予以重新审视的思潮下,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这篇学术对话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问题:1.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史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2.结合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情况(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和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信息;3.关于西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治学心态、学术观念与内在感受。     

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史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出版了几十部不同类型的俄苏文学史著作.如果以十年为界的话,这30年大体可以分为1980年代的复苏期、1990年代的发展期和新世纪以来的活跃期三个时段.剖析近30年中国俄苏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和文学史观的变化,以及对通史、断代史、文体史等几种样式的已有成果,可以考察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的研究.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凸现文学史建构的整体意识；第二,倡导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第三,坚持中国学者的立场.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中国民间文学史的建构

编写和重写文学史是文学史学的两个方面,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构成文学史学向前发展的内驱力。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编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自上个世纪30年代至今,同中国民间文学相关的文学史仅出了四部。该文分析了其得与失,认为重写中国民间文学史势在必行,并阐述了建构的基础及编写方案。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文学史的语言维度及其向度——评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

一 1988年4月<上海文论>特辟"重写文学史"专栏,陈思和与王晓明展开了对重写文学史的多重思考.但就在当时,汪曾祺却呈现了不同的声音,认为重写文学史"现在还不行".他基于如下这样的思考:历史事实成为了铁案,作家作品的单向度思考,以及写作中存在的偏差.[1]而当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汪曾祺的担心显然已不是当前重写文学史的主题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难题,重写文学史的困境,不是能不能重写的问题,而是如何重写的问题.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现代性理论的跨学科引介,不仅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而且刷新了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由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建构而成的文学思潮史开始受到普遍质疑,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纷纷涌出历史地表,包括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重新界定,解除"创作方法"论对它们的障蔽,也包括对古典主义的辨析和对启蒙主义的发现,填补原来思潮研究的空白.     

论文化对写史主体的软性制约--兼谈重写文学史的内在阻力

政教合一的体制结构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与此相适应的功利化的学术观念、文学观念、史学观念至今仍未根本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写史主体学术心态的自由,从而成为我们重写文学史最严重的内在阻力.     

重新解读被当代文学史书写遗忘的名家精品——郭澄清现象论

郭澄清以自成一家、成就卓越的短篇小说和史诗性的《大刀记》而跻身中国当代文学著名作家行列。但是由于所谓“文革文学空白论”、重写文学史反而对郭澄清产生了某种遮蔽与误读，这就是“郭澄清现象”。通过对郭澄清小说的解读，可以发现其对中国当代小说史的独特贡献，认识“郭澄清现象”的文学史价值，恢复其历史的本真面貌。     

新的文学史可能吗

文章介绍了正在编撰中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缘起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把普通读者作为目标读者的确定,及其独特的方法论和历史分期,并且逐一介绍了这本文学史中各章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参与撰写的美国汉学界的优秀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从而提出了在一种全球化的语境下,编撰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的可能性问题。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修改和重写：当代左翼语境中的话语重构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文本的修改和重写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与传统的文学文本修改和重写相比较,当代文学中的作品修改和重写尽管涉及艺术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当代革命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文本的修改和重写实现了文学话语的清理和重构。     

关于中国文学史"重写"的若干思考——以晚唐五代为中心

中国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百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来,学术界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高,期望新的突破。作为一种尝试,以编年体的形式来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或可弥补当今通行纪传体文学史之不足。     

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自"失语症"于1995年被提出以来,中国文论的失语和重建一直是众多学者颇为关心的问题,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事实上,中国历史中有若干次的中外文化"融汇"与文化"转换"和文化"重建".历史发展到今天,究竟怎样"转换",怎样"重建",怎样"融汇中西"?我们需要研究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路径来.这条路径,不应当是闭门空想出来的,这个方法,不应当是人为地设计出来的,而应当是在总结人类文化的总体规律,总结各国文化交流规律,总结各国文学理论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调整中国文化战略,从过去近百年的西方化,转换到今后若干年的"化西方",运用文化与文论"他国化"这条文化发展规律,实现以我为主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真正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