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辽史》中关于王爵封授情况记载的辨析七则

爵位封授在封建王朝官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辽史·百官志》中对爵位的封授、设置情况未有记载.为从史料中窥见端倪,笔者对辽代爵位封授情况进行了初步整理,在对有关封王情况的整理过程中,发现《辽史》中部分相关记载似有疏漏之处.现提出几点拙见.     

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

“四时捺钵”是契丹辽朝的一种特殊制度。为保障契丹皇帝等人捺钵活动的正常进行,设置“随驾”禁卫安保、“随驾”物资供给以及“随驾”仪鸾典礼等诸类职官势在必行。此类职官《辽史·百官志》等文献缺载,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钩沉并利用石刻文字资料对部分捺钵“随驾”职官进行索引探微,既可弥补《辽史》记事之缺漏,亦能填补捺钵制度研究之空白。     

辽代法律及其特色

碑刻资料透漏出一些有关辽代法律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辽代法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碑刻所见辽代法律形式。碑刻所现辽代法律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刑名,罪名,科举考试,六条问事,土地法令,户籍管理,买卖与借贷关系,家庭,婚姻,继承等方面。碑刻所记辽代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员,可以补《辽史·百官志》之遗阙。碑刻所载辽代诉讼与审判情况,为研究辽代法律实施与执行提供了重要佐证。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得出辽代法律具有沿用唐宋,传承习惯;一国两制,南北二元;刑罚残酷,一罪数刑;民族歧视,同罪异论;注重执行,整饬吏治等方面的特点。     

《辽史·萧陶隗传》辨误

在历代正史中,《辽史》以其简略疏漏,向为史家赀议。前人已做过不少考订、校补工作,但仍有未发掘可增补者。今读《辽史·萧陶隗传》,发现其职官仕历所牵涉年代及人名舛误颇多,给后世读者带来了混乱。本文对《辽史·萧陶隗传》略加考证,指出《辽史·萧陶隗传》记载的萧陶隗迁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年代"大康"当为"大安"之误,《辽史·萧陶隗传》涉及人物"萧斡特剌"当为"耶律斡特剌"之讹,"萧阿忽带"为"萧阿鲁带"之误,以期有助于治史者。     

辽代的部族制度

(续 )　　二、部族的统治机关第一 ,最高行政机关在辽制中 ,部族最高行政统治机关叫北枢密院。《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中有这样的记载 :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 ,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 ,故名北院。元好问所谓“北衙不理民”是也。据此 ,全部契丹人即游牧民都属于这个机关统治之下。《百官志》还载 :　　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 ,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 ,故名南院。元好问所谓“南衙不主兵”是也。这样 ,也可以理解为属于北枢密院的契丹人也属于南枢密院。史籍记载的…     

辽天德军地理位置考

据《辽史·地理志》丰州条载,辽天德军与丰州同置一地,即都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而同卷“天德军”条又载,辽天德军的地理位置与唐天德军完全相同,都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期明安川一带。而据《辽史》所载,辽代并无二个天德军设置,所谓“天德军’即“天德军节度使”,辽代仅此一机构。那么,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笔者通过对辽初史料的稽查,核对与考证,有理由认为,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应与辽代丰州同治,因而,《地理志》“天德军”条,显系舛误。     

《辽史·营卫志》杂识

《辽史·营卫志》完整地记载了契丹族政治组织活动 ,它在志史的地位上是极其重要的 ,不仅揭示了契丹族内部组织结构及活动情况 ,而且对活跃在北方的诸游牧民族历史的研究颇具启示性。     

试论辽代节日朝贺制度的建构

辽朝享国二百余年,《辽史·百官志》载其属国达七十八个,在如此庞大的帝国势力范围内能够稳固其统治,不仅是因为契丹拥有强悍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辽朝建构了有效控御四方的节日朝贺体系。辽代境内、境外、绝域之国等朝贺体系的架构,体现了辽代朝贺制度的蕃汉结合、重威辅恩、礼仪不完备等特点。为了更好地运行朝贺制度,辽代还设立了敌烈麻都司、宣徽院、驿馆、四方馆、地方府州等专门负责机构。节日朝贺制度作为朝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凸显其在辽朝处理内外关系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以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辽代斡鲁朵所在地探讨——兼谈所谓“横帐”

一、问题的提出《辽史》上的所谓斡鲁朵,在我国古代其它文献中,又写作斡里朵、斡耳朵、兀里朵、窝里朵、窝里陀等等。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对斡鲁朵的语义加以考证,指出这个词原来的词根具有“中央”的意思。由此转来,在狭义上意味着君长的住宅,即宫殿;在广义上,则意味着宫城。从《辽史·营卫志》的解释:“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宫曰斡鲁朵”,可以知道,《辽史》中的“宫”、“行宫”就是对斡鲁朵的译写。根据《营卫志》、《百官志》等处记载,辽朝共有十二宫一府,其中九个宫为九个皇帝所置,另有两个宫为操持政抦、权倾一时的应天太后、承天太后所置,还有一个宫为曾经势力盛极的皇太弟耶律隆庆所置。而圣宗时宠遇殊隆的汉人宰相韩德让“拟诸宫例”置一府。可见,这些宮的所有者,若非当时的     

西汉“中书”“尚书”考

尚书,汉承秦置;中书,武帝时初置。两官并见于汉史。这两者在西汉职官系统中是怎样的关系,古来治史者作过一番考证。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汉书》、《后汉书》记载互异所致。《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官有尚书”,“又有中书谒者”诸令丞。《后汉书·百官志》却不列中书谒者,     

《通典》“晋太尉进贤三梁冠”小札

《通典》记载晋世太尉著进贤三梁冠,与《晋书·职官志》《晋百官表注》《晋公卿礼秩》等不合。《通典》这一错误记载本自《晋书·舆服志》,后者则因糅合《续汉书·舆服志》和晋令而成,故保留了一些与晋制不符的记载。汉魏时期,太尉著进贤冠,至西晋初年改著武冠,并为南朝所尊承。太尉首服的这一变化,除以八公制的设立及公分文、武为契机外,还得益于复古改制思潮对秦汉旧制典范意义的消解。     

辽代斡鲁朵的存在形态

前言在《辽史》记载中 ,常常出现“斡鲁朵”(中原音ｗｏ -ｌｕ -ｄｕ①)一词。“斡鲁朵”在蒙古语中的意思为宫殿、阵营 ,是ｏｒｄｕ的音译 ,在突厥语中意为宫殿、城郭 ,是ｏｒｄａ的音译。② 在汉语中 ,把北方游牧国家君长的居所称为“牙帐” ,这大体上是斡鲁朵的同义词吧。在《辽史》里 ,把斡鲁朵 (以下为了与其它游牧国家的情况相区别 ,辽的ｏｒｄｏ称为斡鲁朵 )当作“行宫”、“宫卫”的同义词而使用。③ 斡鲁朵是辽朝的中枢 ,把握其实际情况 ,在理解辽代国家体制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辽史》卷 31《营卫志上》有关于辽代斡鲁朵的…     

试论辽承天太后

辽承天太后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妇女中的杰出代表.《辽史》说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又“习知军事”.这是有着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的历史人物,她的一生为辽的繁荣强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辽承天太后生平辽承天太后,名肖绰,小字燕燕.统和元年(983),上尊号为承天皇太后.关于承天太后的生年和享年,《辽史》中没有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契丹国母肖氏卒,年五十七”.《契丹国志》和《东都事略》都记载承天太后年五十七.《辽史》记载,“统和二十七年,辛卯”,承天太后“崩于行宫”.     

辽代法律及其特色——基于碑刻资料透露出的法律信息

碑刻资料透漏出一些有关辽代法律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辽代法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碑刻所现辽代法律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刑名,罪名,科举考试,六条问事,土地法令,户籍管理,买卖与借贷关系,家庭,婚姻,继承等方面。碑刻所记辽代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员,可以补《辽史.百官志》之遗阙。碑刻所载辽代诉讼与审判情况,为研究辽代法律实施与执行提供了重要佐证。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得出辽代法律具有沿用唐宋,传承习惯;一国两制,南北二元;刑罚残酷,一罪数刑;民族歧视,同罪异论;注重执行,整饬吏治等方面的特点。     

试析辽代骆驼的来源及用途

本文通过《辽史》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出土的文物,对辽代骆驼的来源和用途进行了剖析和论证,认为辽代骆驼的来源主要有战争掠夺和属国、属族进贡两种方式,而辽代骆驼的用途主要有驼运、骑车、驼载、驾车、纺织、捐官等,以此最终说明骆驼在辽代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金代统军司初探

在金代的边疆政策中,统军司是其防守南宋的重要机构。对于其职能,《金史·百官志》记载很清楚,笔者在此不赘述。但是对于其他方面记载相对简略。本文经过探讨认为,金代统军司袭自辽代。金初即已经存在,经过海陵王改制,遂成定制。其平时归枢密院管辖,战争时则隶属于元帅府或行省。     

《辽史》所记“善医”官员及其仕进

《辽史》记载有8位“善医”官员,其中包含契丹人、汉人和吐谷浑人。辽代“善医”者虽然出身不同,既有皇亲国戚,也有卑微的下层民众,但却都因为其精湛的医术得到统治者的器重。他们或成为专门的医官,或为朝官、部族官、地方官。此外,石刻文献和《契丹国志》也提及有“善医”官员数位。从“善医”者的仕进看,辽代医者的社会地位还是较高的。     

契丹巫教在辽立国后的地位及其变化

《辽史·地理志》云:“永州…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我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于诸部.”《辽史·礼志》亦载:辽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这两处记载同为一件事.辽太宗耶律德光于天显十一年(936)帮助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并将幽云十六州割与辽朝.辽太宗在这时候,假借托梦方式,将中原佛教信奉的白衣观音尊为契丹皇室家神.此记载给我们研究辽朝初期宗教关系,提供了一些线索.     

《辽史·地理志》所记辽朝北界辨误

关于辽朝疆域的北界,人们多依《辽史·地理志所记“北至胪朐河”,即今克鲁伦河。但是《地理志》的这一纪事,是《辽史》撰者的重大疏误,不足为据。本文依据《辽史》中有关史料,通过辽朝统一北方、开拓疆土,并在胪朐河以北建置州城,派官管辖和设立军事机构等措施,论证了辽朝的北界不是在胪朐河;并探讨了《地理志》之所以把胪朐河误记为辽朝北界的原因。依据《辽史》,本文指出辽朝疆域的北界,是在今贝加尔湖一带。     

《二年律令·秩律》所见汉初的奉常

奉常是西汉掌管宗庙礼仪的中央职官,其地位十分重要。长期以来,学者在研究西汉奉常,主要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但《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反映的大约是西汉中后期的情况,难以证明汉初职官设置的实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出土为研究汉初的奉常提供了宝贵资料。从《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来看,汉初奉常与太常的名称变化要比传世文献记载的更为复杂;外乐、太卜、太祝、祠祀等奉常属官的实际情况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也有不少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