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族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拓荒之作——评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

宋代家族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聚族而居”,成为一种颇为自觉的意识和自觉的行为,并与魏晋时期以庄园制为特征的同姓聚居形成了区别,这种区别或者说转变被视为近代封建家族组织的雏形。这也成了历史学界的“通识”。但与历史学界对宋代家族研究的热情相比,文学史界对宋代家族文学的研究便不免显得冷落了。     

“为艺术而艺术”与文学的自觉

关于“文学的自觉”,历来有不尽相同的理解。本文解释了“文学的自觉”的本质含义,并从鲁迅先生的论断出发考察了“文学的自觉”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关系,认为二者紧密相关,不可分割。文章进而认为曹丕的时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到西晋时,文学的自觉道路才确立下来     

宋代政治与文学家庭

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最为重大,宋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尤大。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靖康之变”的民族战争,主战与主和的政治斗争都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这就为宋代文学家庭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声诗还是歌诗:宋代音乐文学概念辨析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自汉代以后便出现了广义的“诗”与“乐”分离状态,事实上音乐与文学以迥异于先秦的存在样态仍潜在地向前推进着.宋代恰是音乐与诗歌再度融合的完成期,但学界对宋代音乐文学的相关概念还有待进一步认识与厘定.任半塘先生推崇的唐代“声诗”概念并不适用于指称宋代音乐文学作品,通过对“声诗”与“歌诗”概念的对比分析,文章认为宋人的共性认识是“声诗”与“歌诗”通用,但绝少使用前者.同时运用“歌诗”概念来指称宋代之音乐文学,较之“声诗”概念更能体现诗与乐结合之特点,也更符合宋代唱诗实践.     

扬雄与“文学自觉”的理论始源

“文学自觉”的时代归属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论。文中从文学自觉的时代归属论争现状开始,分析这些论争的因果逻辑模式,提出在“文学自觉”理论先导方面,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抓住了文学的本质性特征,因而可谓“文学自觉”的理论始源。     

“临川二晏”的故乡情结

“临川二晏”有着浓郁的故乡情结。他们的故乡情结表现在对故乡风物的描绘,以及对故乡人事的叙述与追怀。怀着对故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他们支持家乡教育,推崇乡贤,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故乡的读书尚学之风。他们严谨持家,其子孙后代不乏佼佼者,临川晏氏因此成为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代表之一。他们在南唐词派基础上发展了词体,推动了宋代江西词人群体的形成。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略论南朝文学史意识的自觉

随着文学的独立成科,南朝文人开始真正以文学的眼光去探寻文学发展演变规律,表现出文学史意识的自觉。这不仅表现在撰史者首创“文苑传”,更重要的是,文人开始自觉地从“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文学发展演变规律,因此,他们对文学的承传流变及其内在根源都有深刻的认识。文学史意识的自觉是“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辞赋研究的视角转换

辞赋研究的视角转换 ,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 ,给辞赋以准确的定位 ,把它看作是精英文学 ,从创作难度、作家品位、传播层面等方面揭示它的精英文学特征。其次 ,要克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片面性 ,在承认这个命题合理性的同时 ,还要持“历代有共同文学”的看法 ,使二者相互补充 ,从而对辞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准确估价。第三 ,把辞赋的生成置于文学的独立和自觉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重新审视前人对辞赋的评论 ,把辞赋看成文学独立和自觉的产物。     

文、赋相参乃为新

“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中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系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以敏税的学术眼光,关注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并对其在文学史的创新意义,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一）文、赋相参是宋型文化的产物。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宋以前,它经历了古赋（包括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咏物小赋以及杂赋）、徘赋（即…     

庄子与魏晋文人的创作心态

庄子人生哲学影响到了魏晋文人对自身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审视,使他们认识到个性独立的价值。这一心态变化激发出他们的创作热情,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呈现出力求摆脱一切束缚以求得个性自由的特征,而这正是“文学自觉”的最突出表现。     

文学地位的提高--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论之二

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提高到了“德行”与“事功”之“弟”的地位。首先，是从经学的附庸走向自身独立；其次，是其传有限之生命于无穷的价值为人们所认识。不过，魏晋南北朝虽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然自觉了的文学事实上还是难以与德行和事功取得完全同等地位的，而当文学彻底地回归自我时，却往往因其过分“贫血”而难以自立。文学的极致尽管如此，然其自有独特的价值在，而此绝非德行、事功及经、史、子之功能所能代替。     

白居易的文学传播意识与其作品传播之关系

白居易具有非常强烈而自觉的文学传播意识,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看,他的传播意识涉及受众、传播效果、传播方式、大众传播等范畴,这些均可在他的以《与元九书》为代表的诗文自述中得到印证.同时,白居易这种自觉的文学传播意识对于他作品的创作数量与存留数量均具有较为重要的主观性作用,并因此影响到他的文学史地位.     

论宋代时文之传播

宋真宗朝以来,逐步建立起比较公正公平的录取制度,时文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一旦考试录取的重心转移到时文,对时文的收集或刊印就成为必然之事,时文之传播由此大大加速。宋代印刷术日益发展,为时文的刊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技术支持。书肆商贩便看中时文的商业价值,开始大量刊印销售此类作品选集。书商们进一步选取编录时文中的精彩语录、片段,刊印出版,以便考生速成学习。宋代科场一切考试文章都称时文,具体分为诗、赋、论、策四种。应策时文之范文最得士人青睐。南宋之后,朝廷开始整顿与时文刊印贩卖的一系列问题。朝廷禁止将时文贩卖到境外,试图将刊印权力收归官方所有,由太学、国子监校定,统一出版发行。宋代时文传播影响着宋人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从科举与文学互动的角度,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时文传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浅析川合康三、宇文所安中唐文学研究的共见——以对“盛中之变”的认识为中心

在对中唐相对于盛唐文学之变化的地位、原因以及表现的分析上，日本京都大学的川合康三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存在着具体态度和观点上的共鸣：强调中唐文学相对于社会事实和盛唐文学的独立性以及其开启宋代文学的转折地位，把中唐文学发生变化的原因解释为中唐文人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学内部创新的结果；川合康三把文学从盛唐到中唐的迈进过程总结为从集团到个人的转型，宇文所安也提出，中唐文学新变的特质表现为突破规范的公共性叙述而进入到以个人面目出现的关注私性价值的描写，并对其作出独到的解释；他们都把“盛中之变”的重心落在文学的创作主体上，对中唐文人精神作了深入的挖掘和形象的描述，以此来切入对文学文本的具体阐释和文学现象的具体分析。     

陆机《文赋》的艺术辩证意识

陆机的《文赋》产生于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又一丰碑。《典论·论文》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高扬文学的价值与地位,虽有划时代的贡献,其着眼点毕竟仍是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且与汉儒论诗一脉相承,依然是对文学社会作用的失度夸张。《文赋》则由这一传统视角移向文学自身,首次揭橥了其“缘情”特征,并对文学创造过程的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从而实现了对前代理论的超越,标志着文学自觉观念的深化与成熟。     

魏晋六朝文学的才学观

魏晋六朝是继先秦以后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的“人的自觉’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文的自觉”阶段.但是长期以来,许多论著虽抽象笼统地承认魏晋六朝文学为直线发展的整体阶段,具体的评论中却又认为西晋六朝文学背离了建安文学的方向.这种从各个时期创作风格的差异、而不是从建安文学“革易前型”的最根本的文学审美观来认识、评论西晋六朝文学发展的方式,自然难免得出实质上否定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一致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结论,产生上述的矛盾情况.究竟应该怎样看待魏晋六朝文学及其发展的内在联系呢?本文试就这一时期文学的才学观——联系着“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并使之最终体现为对形式美的偏执追求的因素粗加探讨,就正于广大的同志们.     

试论韩愈散文的美学风格

东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追求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及文学艺术的表现、技巧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主流，从而取代了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然而，也就是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将对文章艺术形式美的追求，推向了绝对化的歧途，这不仅无助于文学的发展，而且阻碍了文学的繁荣。中唐以后，唐代政权逐渐走向衰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企图以“匡时救弊”来拯救唐王朝，为唐王朝寻求一条出路。同时，他们也要求文学适应时代的要求，表现时代的呼声。韩愈顺应了这…     

绘制世界文学地图

全球化浪潮下的发生的世界文学学科所“标榜”的“世界性”一直受到挑战,而世界文学研究者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也会偶尔不知所措.文章追溯了世界地图绘制史,分析地域间最初的隔膜、语言或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或偏见、强势国家自觉不自觉的霸权主义等对地图绘制的影响,并将之一一“投射”到世界文学地图的绘制中,演绎并比较了几种世界文学地图,展示各时期里世界文学的具体情况,重点分析了非西方国家比较文学学者对世界文学格局的“重新定位”,最终得到以“椭圆”系统为单位、永远处在“流变”互通中的“完美”世界文学地图,将世界文学发展史映像化,以求更好地理清世界文学的发展任务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