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鸾赋之体裁与记录形态

内地鸾书陆续面世,《救生船》、《起生丹》、《苦海金堤》、《拯世破迷宝诰》等载有扶鸾所得之赋篇,今谓之鸾赋。有《拟东方朔蟠桃会赋》、《东施效颦赋》、《赏春赋》、《张果老倒骑驴赋以题为韵》、《起生丹赋以"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为韵》等长篇及一般教训讽戒之作。其体裁有长篇兴寄、骚体、成相、齐言、杂言体等,用韵或严谨或随俗。鸾书并记录赋篇创作前后之人神交会之对话,如创作因缘、评语、训戒等,不乏活泼之人情事故,皆文学属性之显现。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略论历代对《文选》选赋的批评

后人批评《文选》不应将骚、七体、设论排斥于赋体之外，立名琐细，选了一些不当选之作，遗弃了一些当选之作，误将史辞或赋前文字作赋序。将一篇分为数篇。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与《乐记》乐论比较谈

《性自命出》为郭店竹简中一篇颇为重要的先秦儒家佚籍,篇中有论及音乐之源起、音乐之功能、音乐之宗旨等方面的内容,虽语焉不详,却与《乐记》表现出既相同也相异的音乐美学观念。《乐记》为孔门乐教传承的经典,浸润着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思想,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的音乐观。     

包山楚简名籍问题初探

包山出土的官府文书类竹简共197枚(所有有字竹简共278枚),简文原有四个篇题,分别是《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狱》四种,另有94枚简没有篇题.关于楚怀王时期名籍问题的简册主要集中在《集箸》和《集著言》中.兹对这18枚楚简进行研完,并旁及94枚没有篇题的竹简中相关内容,对楚怀王时期的名籍制度做一探讨.名籍查问制度在楚怀王时期是经常实行的,下级的地方官员对于上级官员对名籍的查问,要予以认真对待,查验其是否在籍,并给以回文以作答复的,这也说明了楚国对名籍制度的重视.从案例可知,楚国对名籍的管理非常重视.从名籍的登记、建档、查验到处罚,都有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这套制度,在迄今出土的楚简中有吉光片羽的表现,其与商鞅变法后的户籍制度有多少异同,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论”须有据,切忌臆断——读赋论刍议三题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产生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文学作品即是这灿烂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即以赋体文学而言,自战国至清代,名家辈出,名作蜂起,略无间断,浸浸乎盛矣。梁萧统组织编辑的《文选》所收赋作,凤毛麟角而已,且止于宋、齐间之作。《文苑英华》收赋千余篇中律赋居多,约占三分之二。宋姚铉编辑的《唐文粹》所收者以古赋居多。清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也不过206篇,且截止北周庚信之作。唯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奉敕编辑的《御定历代赋汇》共184卷,收赋4161篇,为迄今录赋最多、时代跨度最长之赋体文学总集。然亦非清代以前赋作的全集。至于赋论,自汉代扬雄以下,虽代不乏人,但多片言只语。堪称专论者,除刘勰《文心雕龙·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问题,一向是学界争论的话题。综合前人所说,《古诗十九首》应为分隔南北两地的夫妻唱和之作,时间大致在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孟冬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孟冬之间。《古诗十九首》成篇时代较晚,曾受到骚体、赋体、甚至枚乘、苏李等诗的影响,是有可能的。但其体出于《诗经》,较为可信。     

读《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札记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写,文物出版社于2001年11月出版发行了《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该书收录竹简1236枚(不含残片),内容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策等。本文在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及时贤考释的基础上,就文字释读方面提出几点自己的想法。如脉书52号简:"凡征五,一征见(现),先<无>活人。"该简第18个字,整理者原释为"活"。从字形看,此字当为"沽"字,应是讹别字。正字当为"活",释文应作:"先<无>沽<活>人"。整理者直接释为"活",与简文字形不符。本文共考辨15条。     

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芮良夫毖》与文献相类文句分析及补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有《芮良夫毖》篇,内容为周厉王大夫芮良夫告诫同僚之语,文辞、篇幅约略与两篇《诗经·大雅》相当.《〈芮良夫毖〉与文献相类文句分析及补释》一文根据《芮良夫毖》用韵情况将试为该篇分章,并与《诗经》、《尚书》、《左传》等传世文献中相类文句对照,据此对该篇的训诂和文字考释在整理报告的基础上做出修订与补充.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小说文本视阈中的赋学形态与批评——以《镜花缘》中的赋与赋论为中心

《镜花缘》倡"诗赋取士"之风,既托名武曌之世,习赋、考赋之例与唐初景况大致相符,然亦有不实之处。《天女散花赋》是篇以题为韵的律赋,原作字数有二千四百余字,因小说结构限制,删减为一千一百九十五字,亦当非唐代科考场闱所能立就。小说中的赋论、赋韵探讨较正统赋论之作多了份谐趣和韵味,迥异于正统的赋学批评,在赋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且赋韵论可作《李氏音鉴》"双声"、"叠韵"论的实例补充。李汝珍对先唐赋作经典了然于心,认识到赋是"雅颂之亚",具有"兼才学"、"似类书"、"有韵之文"的特征。小说文本中赋作、赋论、赋韵集体呈现,雅俗结合、韵散兼行,是连缀章回、襄助叙事的自觉选择。援辞赋入小说,有尊体之考量,辞赋以写物图貌的描绘性文体加入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一幅参差错落的"文类互渗图景"。     

北京大学藏汉简《反淫》篇与七体

北京大学藏汉简中的《反淫》一篇从形式上看属于赋体文献。《反淫》的面世在辞赋史上意义重大。由"五"到"七"数理的变化透露出早期赋体文学发展的脉络。"七体"的论述方式,适应了汉代大赋追求叙事全面、气魄宏大的审美要求。《反淫》所设主客二者为虚无飘渺的形象,其问答实为人的两面性进行心理斗争的过程,借以展示人内心的丰富复杂以及自我理性成长的自豪感。《反淫》为"七体"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鼠赋管见

现存以鼠为题的十数篇赋作中,其形容动静、生活习性以及人鼠矛盾的刻画别无二致,其托喻刺世主题更是大同小异.老鼠本是不劳而获且贪得无厌之物,诸位鼠赋作者不约而同亦在情理之中.然而缘何各种文体唯独赋中鼠之形象千百年不出异调?究其根本,当以"赋者,古诗之流"为线索,溯源古《诗》,即可知老鼠文学形象在古《诗》出现的时代已然定型.在由鼠赋寻根至古《诗》之鼠的过程中,又可见"六义入赋"对鼠赋体、法、用的影响,也可借以体会"赋者"何以为"古诗之流".     

解释学视野下的赋体原始

赋体原始的解读,众说纷纭,或源于《诗》,或源于《骚》,孰是孰非,未有定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要查考“赋”之本义,探究赋文的发展脉络。“赋”的造字应属形声兼会意,原指与戎事相关的军需财物。由于其敛取方式需要实物的铺展陈列,于是有了“赋者,铺也”的思维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这一思维模式逐渐横移至法令、言辞、音乐等相关领域,产生了“敷布其义”“铺陈其言”“不歌而诵”等不同的“赋”义解读,也生成了铺陈直言的修辞手法。战国后期,以荀况《赋篇》为契机,修辞之“赋”演变升格为文体之“赋”。其后,在众多文化元素的影响催化下,以“铺陈”为本色的赋文不断发展演进,陆续生发出骚体赋、散体赋、骈赋等不同的赋体文类,完备了赋的文体概念。     

郭店楚简《六德》诸篇零释

郭店楚简中《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及《六德》等4篇文献,竹简形制基本一致,内容都是儒家学说。本文对这4篇原有释文重加审视,在字形辨识、辞义解析和句读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成之间之》19号简“宜”读为“仪”,《性自命出》62号简“毋”下一字释为“谴”等等,以期在更大程度上恢复文本原貌,为其思想内涵的探讨提供新的基础或思路。     

青年毛泽东一篇“自讼”赋

青年毛泽东在1915年8月致萧子升的信中，抄赠了一篇“自讼”赋。该赋共390个字符，借鉴了枚乘《七发》的赋体，以客、主问答的叙事形式展开，借物言意。毛泽东求学期间在读赋时也会学作赋，作过多少赋现在难以知道。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时，只说送“日记一段”“试一观之”，而不说以一赋相赠，其意是表明谦逊态度，而不在信中卖弄风骚。他这篇“自讼”赋，贵在自责；对自己的学养、品德、修齐、言行、志向进行自我反省，作一明确的评判；敢于解剖自己，以高标准严苛要求自己，以祈实现“大我”的目标。     

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之藉田题材书写

藉田礼是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与祭天致孝的一种朝廷政治仪式。综观历代藉田赋作,尤以唐、宋时期,赋家多承袭潘岳《藉田赋》,且在崇尚帝王尊严与权威之科考制度影响下,最能宏扬天子"固本"与"致孝"之封建文化意义。唐代李蒙、阙名和石贯《藉田赋》,阙名《千亩望幸赋》和王棨《耕弄田赋》,赋作多以精简之律赋艺术手法,铺陈天子藉田之排场和过程;而宋代王禹偁《藉田赋》、李廌《藉田祈社稷赋》和杨杰《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多清新之散文笔法,详述藉田礼制及方位,其多元之形式内涵与风格,确实具有传承与拓新之时代意义。唐、宋藉田赋之内容与体制虽异,却多具有颂扬帝王"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文化意涵。是以本论文拟解读唐、宋八篇藉田赋作,从藉田礼制之视界加以探索,说明唐、宋藉田礼制创作之时代背景,强调"固本"与"致孝"有其一脉相承之文化传统。从赋家颂赞天子耕藉礼仪中,诠释其丰富多元之审美风格,进而肯定藉田赋作之时代意涵及其文献价值。     

赋用·国运:《历代赋汇》编纂与校订的文化意涵

"用"是中国文学在早期即已形成的一个重要传统,赋体即因"用"而生。作为中国早期的文学文类,赋体由"赋诗"而来,又投入到"用《诗》"、"用经"的文化体认和建构的事业中去,"尚用"成为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中最早酝酿成熟的一个理论。从班固《两都赋序》到白居易《赋赋》均主张赋为"古诗之流",提倡借用经义"王言",重拾三代"王道"风尚,至康熙帝御定《历代赋汇》亦为彰显朝廷旨意和国家意志。《历代赋汇》即是历代赋之"能用"的大集合,是历代"王言"的大汇聚,直接关乎"国运",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之路上具有启迪意义。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