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的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分析——以厦门PX事件为例

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选取厦门PX事件这一典型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作为样本,研究了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及其演化过程。研究结果发现,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政府及企业的经济利益压制了民众的环境利益所导致的政府决策合法性危机,事件经历了由政府与民众的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演化过程;民众行动的利益性目的、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以及政府与民众间的理性沟通平台的构建促进了这种转变。总结出了预防和应对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几点启示。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应然逻辑、政治博弈与实现机制

协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沟通、良性互动、积极回应与通力合作形成的治理格局。然而,由于有限理性、利己主义等原因,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蕴含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间的政治博弈,这必然将给协同治理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阻碍。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需要构建有效的承诺与合作机制、信誉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城市社区微治理主体博弈逻辑与协同路径研究

[提要]城市社区微治理随着我国精细化治理理念的发展而逐渐兴起，这一治理模式更加聚焦于社区日常事务，弥补了传统治理在治理末端的高成本、低效能的不足。而在微治理模式运行过程中，主体间的协同与博弈是影响微治理效率的主要因素，深刻透视博弈逻辑可知，主体参与成本与获利间的收益率是影响微治理主体博弈行为策略的主要动因。据此尝试将“成本-收益”作为主体博弈类型划分指标，将微治理主体博弈归纳为矛盾削减型博弈、共利共享型博弈、利益均衡型博弈以及冲突凸显型博弈四种。而利益失衡、责任分散、公共精神孱弱以及制度保障缺失围绕“成本-收益”主轴，进一步导致了微治理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呈现出目标、责任、价值与秩序的多重博弈。为进一步弱化主体间对抗性博弈，提升治理的合作与协同，应在凝聚治理目标与厘清治理需求的基础上，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并不断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内化形态，以拓展主体合作的发展空间，使微治理这一“邻里合作治理”模式得到有效发展。     

协商民主视域中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不足导致的环境决策异化。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环境决策,增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信,在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推动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加强协商平台建设,公开环境信息,培育和引导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协商。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信息失灵、举措失当、缺乏长效机制等缺陷,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有助于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意义深远。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发挥信息收集与传递、沟通与协商、社会服务与监督、宣传教育等功能;同时,其在参与过程中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并树立长远目标。     

环境冲突防范与协同治理路径创新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环境污染冲突防范及治理迎来新的变革与创新契机.创新环境污染防范及治理路径的核心在于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逻辑框架,克服在环境治理中政府管理碎片化、企业参与利益化和社会力量参与缺失带来的协同治理缺陷.构建环境污染冲突合作共治的网络结构和行动体系,创新政府网格化管理、企业规范化行为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推动组织协同、资源整合与网格化管理实现环境冲突防范及治理创新.     

博弈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与政府间关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直线增长。这类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经济秩序、政府形象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许多群体性事件最后基本都演变为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的谈判。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谈判的过程正是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博弈的过程。文章基于博弈论相关知识之上构建群体与政府间"讨价还价"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对参与主体采取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参与群体在不同形式下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并通过相关案例研究,最后提出治理途径。     

多元联动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受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社会矛盾也进入多发期,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克服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弊病,本文意构建以政府为核心,政府与媒体、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媒体、媒体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公民多元联动的新型治理机制,破解群体性事件治理难题。     

碳排放监管下供应链核心企业生产低碳产品的博弈分析

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低碳产品为研究对象,采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构建政府部门、供应链核心企业、消费者三方动、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三方利益的博弈关系.研究表明:静态博弈比动态博弈更合理,并且政府执法权与监管权的分离,即政府行使执法权、环境NGO行使监管权,形成政府十环境NGO的共同监管模式,能够有效提高政府与环境NGO的监管效率,消费者参与监督举报的积极性以及供应链核心企业实施低碳减排的可能性.     

整体性治理:政府治理的新趋向

作为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一种全新政府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主张依靠政府机构间及政府和公私部门间的协调与整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注重对民众需求的满足与整体回应.在实践中,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协同政府模式以及新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已经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普遍诉求.整体性治理的治理逻辑是服务型政府的理想选择,在治理理念、参与主体以及组织形式等方面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以上海为例

协同治理是时代背景下旧城改造的应然模式。通过案例研究,探索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实现路径。参照Ansell与Gash的协同治理模型,通过对上海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构建的初始条件、制度设计、催化领导和协同过程4个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现行的“土地储备”旧城改造模式中蕴含着协同治理成功的若干要件,但是依然存在着政府间协同效率低,社会企业参与渠道阻滞,旧区居民参与水平低等问题。从利益保障、组织再造、运作优化3方面重构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提出完善制度安排、加强府际协同、建立社会企业参与渠道、提高居民实质性参与水平的实现路径。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灾害性公共危机协合治理机制分析

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是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极大的破坏性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灾害性公共危机的治理中,有必要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观念,要促进政府间纵向和横向的府际协同合作、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部际协同合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体的协同合作,从而形成网络化的协合治理模式。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协同治理创新模式研究——基于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的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域治理范畴。作为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创新的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前海、横琴、南沙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三个方面表现各不相同，形成了强调法定机构治理的“前海模式”，强调政府政策工具的“横琴模式”以及强调社会复合主体治理的“南沙模式”。对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表明，权责定位和利益关系、任务型功能治理、政府注意力差异性，决定了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的主体、手段和机制各有侧重。因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体系，需要创新运用行政、法律和市场综合手段的治理模式，需要建立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再到评估的系统完备治理机制，还需要深化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协同联动，推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向纵深发展。     

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多中心协同治理——以奇虎360与腾讯公司为例

从分析互联网巨头奇虎360与腾讯的纠纷案例入手,比较了互联网企业与一般企业社会责任的盖异,论证了多中心治理模式与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构建的内在吻合关系,解读了多中心治理的要素,阐述了一种新的、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合作治理的方法与对策,构建了包含政府、互联网企业、独立部门和社会大众、媒体、党组织等多个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新模式.     

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区治理与NGO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组织,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的社区治理。而和谐的社区治理需要多方面的协调,NGO在社区利益的协调、矛盾的化解、服务的提供、环境的维护、就业途径的拓宽等方面可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政府应当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引导与培育NGO,使其在构建和谐社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政社关系视域下的治理现代化——基于4类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以增加政府合法性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四类群体性事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只是宏观的概况,微观上则呈现为具有自主性、自利性和独立性的强势基层政府与弱势的社会,正是因为基层政府的强势,而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政社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应从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调解层次以及考核评估等五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