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与企业价值——基于隐性终极控制论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证研究

在探寻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础上,分析具有隐性终极控制权的上市公司中的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对公司绩效和价值的影响程度,进而度量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并通过金字塔结构等方式使其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不同类型的终极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有显著差异.     

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基于最终产权的观点,追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链,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基于法系差异的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比较研究

运用La Porta 等的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发现,控制股东投入的现金流显著小于其获得的控制权,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可知,不同法系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且反董事权利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控制股东控制该公司的控制权要远低于反董事权利指数低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及其与东亚、西欧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发现在1260家样本公司中,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平均为43.67%,而其投入的现金流平均只有39.33%,就是说控制股东投入的现金流显著小于其获得的控制权,有4.34%的差异,两者的比值为0.890。在三种终极控制股东中,家族企业投入了相对较少的现金流量,却取得了相对较多的控制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偏离达到了49.16%。同时,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和东亚、西欧国家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结构确实影响资本结构选择。具体而言:(1)现金流量权与债务水平正相关;(2)控制权与债务水平负相关;(3)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债务水平负相关;(4)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公司具有显著低的债务水平;(5)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公司的债务水平显著低于终极控制股东是民营等非国有的公司;(6)董事会成员中终极控制股东派出的董事越多的公司具有相对多的债务水平。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在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情况下,终极控制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掏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和减少债务融资以摆脱对"隧道"行为约束的效应明显。     

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4年～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间的互动机理,检验公司治理在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治理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公司治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终极所有权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选择

终极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3年～2005年只发行A股的824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越大,掠夺的成本也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两权偏离度越大,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会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家族式控制股东弱化了两权偏离带来的掠夺效应,政府式控制股东加剧了两权偏离带来的掠夺效应.     

家族控制、两权分离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002-2008年家族控制上市公司数据,在控制相关变量下,从债务代理成本视角经验检查在中国债权人法律保护较弱的背景中,终极控制股东(家族)是否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终极控制股东显著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具体而言:(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越大,公司具有显著低的长期债务水平;(2)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3)终极控制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指派高管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的选择——来自沪市的经验证据

很多公司中存在着终极控制权现象,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控制公司并以此获取控制私利,资本结构作为公司的重要财务决策必然会受到影响.以资本结构为对象研究终极控制权对公司财务的影响,构建一个全新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的替代变量,结果表明在中国终极控制权比控股股东更能反应控制的实质和掏空的本质,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进行债务融资是为了通过举债获得可控制的资源;相对于国有的终极控制人,民营的终极控制人的上述动机更加明显;尽管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较低,但是独立董事的存在确实能抑制终极控制人的掏空行为.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要素转化能力的基础性指标,能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变化,有关终极控制股东的治理因素与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建立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2003年～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研究终极控制权、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权在低水平时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产出增长效应占优;在高水平时与其负相关,产出替代效应占优,两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产出增长效应向产出替代效应转化时,政府控制的公司转化的临界值最高、其他类型的次之、自然人或家族的最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政府终极控制股东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终极控制链的信息披露质量,对终极控制股东形成有效监管,加强产出增长效应,弱化产出替代效应,以提升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分析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可能超过其持有的现金流权,造成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两权分离使得终极控制股东有能力侵害小股东利益。本文以70家发生股权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现金流权、控制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情况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Is Cash Dividend Policy a Tool for Tunneling or Masking Expropriation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本文利用我国2004～2008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金流量权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行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终极控制股东并不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掏空”的工具,而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掩饰“掏空”的面具.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三种模型(GLS模型、ES模型和OJ模型)度量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以2004-2007年连续4年均能获得相关资料的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构成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基于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视角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结构是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而言:(1)现金流量权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2)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3)与终极控股股东是非国有控股的公司相比,终极控股股东是国有控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权益资本成本.     

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本文以2005-2008年间我国75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现金流组合方法对上市公司所处生命周期进行界定,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了不同性质的最终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及两权分离程度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控制权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而现金流权也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这与西方学者结论不同,主要是因为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多数为非流通股,导致了高现金流权并不能起到相应的激励作用;两权分离程度在成长期和成熟期越大会造成公司价值的降低,而在衰退期则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相对于国有性质的公司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更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而衰退期则相反。     

我国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的剥夺机理研究:基于“股权控制链”与“社会资本控制链”的比较

随着第二类公司治理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新焦点,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的剥夺行为越发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在“双重控制链”分析范式下,终极股东控制权与其现金流权之间的偏离加大,导致控制权私利增大,这种被“修正”后的控制权私利,即被“社会资本控制链”分析范式下的控制权溢价放大的“股权控制链”分析范式下的控制权私利,才是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剥夺的根本动因.沿着这一分析思路,文章分别时终极股东利益输送渠道的选择、剥夺行为的逻辑起点、“隧道挖掘”行为以及“二次剥夺”等问题进行剖析和深刻解读,并特别提出了显性剥夺和隐性剥夺两种剥夺形式,从而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终极股东的剥夺机理.     

终极产权、控制方式与审计委员会治理需求——一项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对审计委员会制度的自愿性治理需求这一特殊视角,系统地考察了蕴蓄不同代理成本的终极控制人特征对审计委员会需求的决定方式与后果。实证研究发现:(1)第一大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V)与审计委员会(AC)的引入概率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但在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严重(CV≥20%)的公司中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其现金流量权比例(C)与审计委员会的引入概率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2)给定终极控制权比例(V),其对审计委员会需求的抑制作用,在终极控制人的不同产权性质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公司比非政府控制的公司更为显著,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比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更为显著;(3)即便是同为政府控制者,在其不同控制权行使方式下,进一步衍生出抑制效应的差异,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参与控制权行使的公司比国有实业公司参与控制权行使的公司更为显著。这些发现意味着,不仅一般意义上的股权结构(集中程度)影响着我国上市公司对审计委员会的需求动因,而且施予其法律形式背后的深层经济实质因素,如控制权性质、行权方式等,进一步抑制或激发了对审计委员会的需求。     

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2002年非金融类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当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虽然正相关,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具有较高的偏好;(2)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且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存在分离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0.769元;而当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不存在分离或虽存在分离但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1.206元.从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融资扩大了终极控制股东可控制的资源,便利了其攫取行为,且不会导致控制权的稀释,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较高的现金流权能够有效制约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其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相对较弱,其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也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