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绘画色彩观念的差异

作者长年从事中国画创作 ,在近三年学习油画艺术的过程中 ,对中西绘画的色彩观念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 ,认为作为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艺术样式 ,中国画与油画在绘画色彩观念上有许多不同之处 ,本文尝试从中西方的艺术史、色彩理论、艺术手段、用色原则等角度来论述中西绘画色彩观念的差异。     

《超越现代主义》中的西方后现代绘画

本文通过吉姆·莱文的《超越现代主义》一文的分析,来叙述西方后现代绘画的存在状态,并通过对后现代绘画思想及画家的分析与评价,揭示后现代艺术的特点和存在意义。     

从《游骑图》看中西方透视观

唐代佚名作品《游骑图》,无论是从绘画技巧,还是风格来讲,都可视为中国古典写实绘画表现鞍马题材的典范之作,与西方文艺复兴早期如乌切诺等人的写实绘画相比,在鞍马人物形象的准确性与形体透视的生动性等方面的把握上,似乎具有更感人的魅力。可知中国古典写实绘画应是比西方更早掌握了如何通过透视缩形来真实表现客观物体的方法。尽管西方意义的科学透视法并不在中国产生,但那种中国式的视觉投影方法,曾经有力支撑着中国封建时代盛期的绘画写实艺术,那么,甚至在图像时代的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对其现实意义进行思考。     

论中国艺术社会学体系的建构

艺术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而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缓慢,探讨中国艺术社会学构建体系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复杂的艺术现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艺术社会学在构建过程中应汲取西方丹纳、格罗塞艺术社会学思想,以中国艺术社会学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借鉴艺术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明确艺术社会学研究对象,并借鉴社会学中成熟的定量研究方法,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统一,推动中国艺术社会学的发展。     

西方现代绘画中的光效应探究

在西方现代绘画中,艺术家通过对光的研究,探索出光在艺术创造中的效果运用,并借助光效应来表现绘画中特殊的画面效果。无论是光效应艺术还是其它艺术形式对光效应效果的探索与运用,都是合乎艺术发展规律和审美需求的,虽然其表现方式不同,但目的却是相同的——通过对光效应效果的研究创造“美”的图式。     

东西方绘画差异性的表现及原因探析

东西方绘画在艺术的各个方面呈现出不同面貌,在艺术语言的侧重上,西方绘画重于对面的刻画,而东方绘画侧重于对线的表达;在绘画材料形式上,西方采用厚重鲜艳的油画颜料为媒介,东方绘画以中国水墨为代表;在绘画的客观科学性上,东方绘画强调主观描述,西方绘画强调客观描述;在表现题材和对象上也具有较大差异性。东西方绘画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面貌特点,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人种性格的差异性,东西方艺术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心理因素及哲学思想。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极大区别,最终表现在艺术形式和题材上,是人类感性与理性思维的差异。     

学识与事实:中西会通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

中国社会保障史起步阶段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和现代分离、理论方法依附于西方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化与本土化之争也迅速蔓延到这一年轻的研究领域中来.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的深化和健康发展需要经历很大的视野调整,既不能以西方为中心,又不能停留于对中国特色的单向强调,而要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融入到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之中,依"普遍历史"的眼光,在同一时间维度中对中西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思考,并通过历史实证研究,揭示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特殊道路.     

中国明清文人画与西方现代派绘画之比较

中国明清文人绘画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与丰富的文化内涵。欧洲现代派绘画则表现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的进步与光学、色彩学研究的成果影响了绘画的发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东西方绘画走了不同的发展之路。西方艺术用的是色彩,中国文人用的则是笔墨。东西方绘画在色彩上取之两极色阶与色立体;在造型上取之线、面、书法与几何体积。东西方绘画在冲突和差异中,在碰撞与交融中,突出了各自的艺术面貌,产生了新的艺术观念,促进了艺术运动的发展。     

油画风景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美学观念之差异

中国山水画与油画风景两大绘画的形成,归根于他们各自哲学与美学理念的不同,两者存在鲜明的差异性.中国人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中国绘画注重重心略物,注重表达画家的主观精神和理想,在绘画中追求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西方绘画遵循天人相胜的哲学观,偏重描绘客观对象的外在形态,采用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方法塑造物体,追求真实再现客观物象的理念.通过相互比较研究,有助于艺术家和鉴赏者运用不同的艺术观念和方法,创造和鉴赏不同民族的绘幽艺术,获得各不相同的思想启迪和审美享受.     

贾克梅蒂具象表现艺术及其启示意义

贾克梅蒂是当今西方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人物 ,具象表现艺术的先驱。贾克梅蒂的具象表现艺术是对传统的视觉模式的反叛 ,他将现象学的观察方式引入绘画领域 ,尝试用抹去重画、反复描绘的方法 ,来刻画表现对象在“不断流变、不断生成”过程的视觉印象 ,以追求新的表现方法。贾氏具象表现的绘画理念对处在今天复杂、多元艺术景况中的中国艺术家具有深刻启示意义     

方闻艺术史学概念及文化比较模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历史发展格局的巨变,影响到方闻艺术史观的形成。在新艺术史观的指导下,方闻确立了中西文化比较的新模式,由此寻绎出中国古代绘画独一无二的书法性视觉艺术语汇和结构,肯定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伟大传统。     

中西方音乐史的异同点及其思考

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是我国音乐学术领地的两大学术研究领域,研究和探索中西方音乐史,对于更好的认识音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从史料、方法、著作及历史发展线索等方面,对中西音乐史作了初步的比较研究。     

风格分析法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运用

风格分析是西方艺术史中比较成熟的方法,通过关注艺术作品及具体艺术家的风格演变并将其运用于艺术史的分期和具体作品的断代。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将传统中国视觉结构和西方风格分析的方法相结合是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次有效尝试;说明通过对西方中国美术史方法的了解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获得更广阔的认识。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市场史考

中国书画作品作为商品流入市场,并成为一种商品经济活动,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书画艺术市场经历了四个时期: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典盛期。中国书画艺术市场与其他商业经营市场相比,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史学品格和艺术品格的完美统一--《中国绘画通史》的美术史学价值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学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其间出现了德国、日本、苏联三种主要叙述模式,而王伯敏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美术史学科研究领域的杰出带头人之一,他撰写的《中国绘画通史》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一、史料的拓展使中国绘画史研究朝着“真实”“全面”迈出了历史性一步;二、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朴学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地创立了绘画史叙事方式的新模式;三、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关注中国绘画的前途与命运。史学品格与艺术品格的完美统一决定了《中国绘画通史》将对今后的美术史学研究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从西方艺术史研究模式看丹托"艺术终结"的悖论

生物学模式、进化论模式、形式主义模式是对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嬗变形成不同历史时期对艺术与非艺术的评判体系,其体系内部发展的逻辑动力促进了艺术的终结.文章通过梳理传统艺术理论模式的构造,分析其历史意识与艺术本质的关系,说明由于传统模式中艺术边界的设定,使艺术史概念的外延狭窄化,导致了"终结论"的产生.同时,针对丹托的"终结论"话语系统,分析"后历史"叙事的矛盾性,揭示出:艺术史边界的扩张仍然不能把握艺术的本质,相反,艺术在新的概念中迷失了方向,超越了历史的边界,成为不可言说的"观念".因而,"后艺术史"陷入了无效写作的困境.     

清华大学艺术史研究探源——从筹设艺术系到组建文物馆

清华大学筹划设立艺术系始于1947年,以应对欧美博物馆和大学收藏研究中国艺术品的劲势,开创中国大学艺术史研究的风气。由于与国民政府“发展理工,抑制文法”的教育方针相左,增设艺术系的构想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即组建清华大学文物馆,作为全校文物收藏、整理、研究与形象教学的统一领导机构,在继续艺术史研究的同时,配合社会需要举办具有现实意义的专题展览。筹设艺术系与组建文物馆既是清华大学从学科建设方面沟通人文、艺术与科学的实践,同时对于开创中国大学的艺术史研究、唤起全社会爱护本国文化的自觉、进而确立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具有发轫的意义。     

河洛绘画论略

河洛地区是中国绘画的发源地,河洛绘画的发展历史展现出河洛地区绘画艺术的杰出成就。上古时期以原始绘画为表现形式;汉代则出现了精美的墓室壁画和画像石;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成熟的人物画;隋唐时期,道释人物、青绿山水的发展达到高峰;五代宋元时期最大的成就是山水画和宗教人物画;金以后随着洛阳政治文化地位的下降,绘画尤其是文人画逐渐衰落,但民间绘画、宗教绘画依然较为活跃。河洛地区绘画发展史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经历了兴起、独立研究领域和深化发展三个阶段。在这期间,研究者集中对何谓中国教育学史、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地位、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内容、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回顾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进展,虽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主要借鉴了外国教育学史的研究范式,这影响了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自生性和原创性。中国教育学史研究者需在解决中国教育学史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明晰和把握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向,深耕和拓宽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问题领域,明确和规范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书写逻辑。     

“神话”、“历史”的联袂与分裂——以1902年为起点

1902年前后,国人从日本译介了为数不少的史学著作,对文明和历史的理解拓展到美术、哲学、法律、宗教、风俗等领域,神话学与历史学同源联袂而生。此时,神话一词并没经过太多的本土过滤和反思,没有可能去面对语力怪神现象,更没有机会去统摄中国本土的神圣叙事。此后,受西学范式影响,神话学与历史学分裂,遂成为被史学家排斥、被文学家接纳的民间文学内容。基于反思传统与反思现代的双向动力,当下亟需重新面对中国神话与历史,将之作为进入本土文化传统和文明基因的重要门径,以此引导对中国文化做追本溯源式的全盘理解,对中国历史叙事和现代神话学做批判性整合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