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台阁诗人——陈廷敬——兼及古人做官与做诗的关系

清康熙帝称陈廷敬“姚房比雅韵”，史称陈廷敬为“燕许大手笔”，都以陈氏为“台阁”诗人优秀之选。陈氏一生为做官而做诗，长期处于做官与做诗的矛盾之中，不断地戒诗，又不断地做诗，从而在官越做越大的同时，“诗未因官减”，并不时在“颇觉风流似牧之”的诗人感受中写下优秀的诗篇，使其作为诗人的成就，并高官、理学而三，在清诗中自成一家，尤能于清代台阁诗人中独领风骚。     

乔亿的悼亡诗与哀伤诗研究

中国古代祭奠、悼亡死者的诗歌类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悼亡诗,一类是哀伤诗。清代诗人乔亿集中共有此类诗歌58首,数量较大,成就较为突出。本文拟从其该类诗歌的数量、内容、特点及原因探析来研究,以期更好地走近和了解乔亿其人其诗,并给予其悼亡诗、哀伤诗一个合理的定位。     

论王维诗中的“动”与“静”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①大凡有作品传世之诗人词人,都各有自家之内在精神,笔下也当各有自家境界而不相杂混。王维诗中动静相衬造成的意境美,就是他在艺术上有别于其他诗人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王维诗中的“动”,主要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行神如空,行气如虹”②的“劲健”之美。此时,诗人已开始注意到以静衬动的艺术辩证法的运用。王维诗中的“静”,则主要表现在其山水田园诗中。这时,诗人对以动衬静、静中有动的艺术辩证法运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德格尔诗才观新论

海德格尔诗才观是真理、诗人、艺术作品相互交融的独特呈现,其内含着诗才之灵性、想象之神圣和作品之化境三者的交融与互化,隐含着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反动和纠正,也进一步消融了哲学与诗学的沟壑。关注“诗人何为”,旨在于传统形而上学域外启示另一维的“它者”,也为现代文明的匡正提供另一种视角。     

元好问山水景物诗的艺术特征

金代杰出的鲜卑族诗人元好问,以“一代宗匠”独步金元诗坛.他创作的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诗歌,尤其是他的“丧乱诗”,奠定了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外,他的山水景物诗,独创一格,可与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的作品媲美。纵观元好问的山水景物诗,佳篇丽句萃若林,意之所在,随物赋形,“上者可以惊心动     

诗读懂了没

<正>曾经有这样一则冷笑话：当前，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诗歌作品最不值钱，所以诗人成不了家，不能像小说家、散文家或戏剧家那样称为诗歌家，而只能称为诗人。中国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先生曾在《诗人》这篇文章中写道：有人说：“在历史里一个诗人似乎是神圣的，但是一个诗人在隔壁便是个笑话。”这话不错……诗不能卖钱，一首新诗，     

“中规中矩渐趋跄”——翁方纲倡“学人之诗”的背景分析

清代诗论家、诗人翁方纲所经历的乾隆、嘉庆两代皇帝都重视学问、褒奖学术,而官方所谓学问主要指知识积累的广泛性。“学人之诗”的提倡以对“盛世”的认同为前提,又与科举考试中恢复试帖诗相关。同时,既为作诗者提供了大兴文字狱时世之下的避祸之道,也不失为作诗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顺应了最高统治者对“学问”和“诗教”的重视。     

郑板桥及其诗

郑板桥是清代的书画名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诗人。作为画家,他是“扬州画派”的主要成员,是“扬州八怪”之一。“扬州画派”在艺术上,不拘成法,敢于创新,反对宫廷正统画派的摹古守旧,在当时被视为“异端”;这派的画家也被称之为“怪”、为“狂”。作为诗人,郑板桥的思想和诗作也都不同于流俗。在宋明理学笼罩社会、拟古思想弥漫文坛的情况下,郑板桥敢于反对思想禁锢,敢于揭露社会黑暗,抒发不满现实的激愤。他的诗作为当时沉闷的文坛增加了生气。     

论邹获帆抗战时期的诗

关于抗战时期的文艺,郭沫若说:“以品类言,诗歌、短剧、速写、报告文学之类最受鼓舞。”“作品颇不少,似以诗歌为最有成绩。”(《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抗战时期的诗人大都注意了诗的大众化、通俗化,诗在群众中的朗诵……诗的成绩确实不小。其中,邹荻帆有引人注目的贡献。     

论清代的咏史乐府诗

清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咏史怀古类的题材乃成为了诗人们的最爱,因之,各种类型的咏史乐府诗即因此而产生。其中,以尤侗《明史乐府》与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最具代表性。尤侗与洪亮吉与元末杨维桢、明初李东阳又被合称为"咏史乐府四大家"。四人的咏史乐府诗,在长达600年的历史长河里,既前后相续、一脉相承,又各具个性与风采,代表着咏史乐府诗史上的四座高标。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无边塞愁苦之音的清代屯垦戍边诗——以“春风、玉关”意象为例

诗歌中的意象,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唐代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感叹,幽怨感伤,千古传唱。但清代西域诗中的"春风、玉关"意象却截然相反:"千骑桃花万行柳,春风吹度玉门关"、"应同笛里边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的吟诵,不绝于耳。这种乐观与豪情,有着厚实的现实基础,折射出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无边塞愁苦之音"的时代特征。     

黄山艺苑诗选

收集整理汪汝谦、罗逸、凌世韶、许宁、姚思孝、汪知微、汪为龙、汪作霖、汪知默、曾应鹇、王泰徵、江天-12位明末清初徽籍人士的80余首诗篇,其中有四分之一咏及黄山。对作者、诗的出处、诗词涉及人物与历史作了考证。     

明末清初滇南高僧苍雪诗歌整理与研究论略

佛教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于文学史之探索与推进意义非凡。在明末清初诗坛上,诗僧中成就最高者非苍雪莫属。系统深入地整理和研究苍雪的诗歌,不仅是佛教文学研究与诗僧文献整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云南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辅助。20世纪40年代以来,苍雪诗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鉴于苍雪的文学成就及其对明末清初诗歌、佛教文学研究之价值,对其诗歌的整理与研究仍有较大空间,这主要体现在“编年”“校勘”“笺注”三个方面。“编年”应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考证、全面系定,“校勘”可在王培孙校辑的基础上再行校勘,“笺注”当以“典故”“玄言禅喻”“疑难字词与俗语”为核心。     

黄山艺苑诗选(2)

收集整理许楚、黄朝美、张光祁、张习孔、吴山涛、郑涛、汪度、胡春生、江国茂、江滔 1 0位明末清初徽籍人士的近百首诗篇 ,对作者诗的出处、诗词涉及人物和历史作了考证。     

清代知见宋诗选本叙录

清代学宋风行,带来了宋诗选本的繁荣.据笔者仅见,现存可知见者共有59种.其大量出现,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宋诗文献,反过来也促进了清代宋诗及宋诗学的复兴,并成为后人选宋诗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     

清初“贰臣诗人”的“悔愧”心态

清初的"贰臣诗人"为由明入清的一批明朝官员,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认可了清朝,但在文化上还有一定的隔膜;又由于受正统儒家忠节观念的影响,对自己的身仕两朝的行为有一种愧悔的心态,这种心态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多有表现,龚鼎孳、周亮工、曹溶3人的诗歌可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清代试帖诗限韵及用韵分析

自乾隆二十二年,清代乡、会试均增加五言八韵唐律一首,通称＂试帖诗＂。这是一种有着严格程式要求的诗歌体裁,尤以事先限定韵部为突出特征。会试及顺天府乡试诗题均由皇帝钦命,同时指定一字作为韵部,其他各省乡试则由主考官命题限韵。从限韵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统计分析,为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