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述要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不仅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大放异彩,而且后世文化理论工作者对它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该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问题上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存量”:一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生语境的研究,二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批判维度的研究,三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局限性的研究,四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适用性问题的研究,五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的研究.     

知识社会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文章讨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的关系,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特点、贡献和影响.文章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仅是一种社会哲学,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知识社会学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完善和发展了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双重面向,而且开创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传统.文章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架构,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并对其贡献和影响做了简要评价.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得与失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并揭示出其屈从的利益动机和执行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 ,为深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现象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同时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 ,由于缺乏辩证的态度 ,其精英主义的文化姿态造成了这一批判理论的内在缺失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随着时代的变化、研究主题的转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也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等诸形态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向

20世纪 8 0年代以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兴趣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考察 ,发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有着重大的区别 ,但它对后现代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 ,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否定辩证法不仅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预示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向     

法兰克福学派之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批判性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商品性、相似性、欺骗性、操纵性等的批判,强调了其对当时大众文化的反文化、反大众本质批判的深刻性。并在此基础上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样才能感受到其理论的深刻,并避免批判对象的错位。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安德鲁·费恩伯格在分析以往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批判社会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现象的批判.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对这一理论展开了剖析,其中理论基础是对传统技术哲学"接受还是放弃"技术的两难困境的分析,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理论内核是民主的理性化,使用的是社会建构论研究技术的方法论框架,批判主题是告别敌托邦.     

正确认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派,其批判理论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最为激进与严厉的一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需要作辩证分析,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吸取其合理成分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三大主题

工具理性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对早期批判理论的发展,这一理论主要体现为三个主题:即技术进步与理性的工具化、工具理性与文化工业的发展、希望的消失与人的存在方式的转变。通过工具理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灰色场景,同时也展示出其自身理论中的悲观情结。但这种悲观还没有达到绝望的地步,对另一种希望的憧憬构成了工具理性批判理论的内在追求。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