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求生存--解读陶渊明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其并不算太长的一生中，屡次出仕又屡次归隐。对其出仕之因，中学语教材中以为是“家境贫寒，为谋生”。本对此观点提出了异议，并对陶渊明的几次出仕又几次归隐的具体原因作了剖析。作认为：陶渊明的几次出仕又几次归隐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用“因贫寒。为谋生”一语以概之。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陶渊明集儒家化与道家化于一身，两种化两种思想在他的头脑中不断斗争，不断地起作用的结果。同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他凭自己多年从政的政治敏感，看到了东晋政权已日薄西山不会久长的必然结局。     

唯馀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从赵孟頫诗歌创作看其仕隐心路历程

赵孟颓以赵宋宗室的身份出仕元朝，其诗歌创作展示了他一生徘徊于出仕和归隐之间曲折多变的心路历程。其心路历程大致可分为惋惜亡宋，渴望出仕；直面现实，积极出仕；热忱参政，忠直报元和激流勇退，向往归隐四个阶段。     

从萨都剌诗歌创作看其心态演变

萨都剌是有元一代词人之冠,其作品以鲜明的特色在元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面。本文以萨都剌出仕前后为分界点,将其生平粗略划分为吴楚经商、居家耕读、出仕为官、致仕归隐几个阶段,并紧扣其作品,对不同时期他的创作情况和心理变化做初步的探析。     

传统儒释道对王维早期思想的影响

诗人王维一生未能完全辞官归隐,而选择了一条半官半隐的生活道路,这与他早期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综合影响是分不开的。儒家思想在其思想中起主导作用,他希望借政治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佛道思想则是其寻求精神自由、解脱自我的方式。     

解读余秋雨散文集《千年一叹》的叙事模式

"叙事学"是小说文本解读的一种方法,用它来解读余秋雨的散文集《千年一叹》,可清晰地发现该散文文本的叙述主体"不再是"余秋雨本人,而是余秋雨对社会文明兴衰的理解和世纪之交世人生活现状与生命状态的真切体味,这也就决定了《千年一叹》的叙述主题是以"救亡"与"启蒙"为目的寻访人类古文明.而在《千年一叹》的叙述话语中,作为其"叙述语"和"转述语"的交替运用,不时地发生着质的变化,余秋雨则以"导演"的身份走到舞台的中央而直抒胸臆,以他对"文明"思考的叙说来感染和影响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情思.     

张苍水被执南田悬岙新证

张苍水的诗文是研究张苍水最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张苍水"在悬岙……被执 "、"屯悬岙 "和史书称"散军于悬岙 ",证明张苍水被执之地就是他原来屯兵和散兵归隐之地.而两度屯兵南田的情结和以死明志的决心,使他根本不想离开"悬岙 "而另觅偷生"赊死 "之地,"普陀悬山说 "当属推测之词.     

陶渊明《饮酒》诗中自我生命意识的表现及其背叛

陶渊明的《饮酒》诗是其诗文中的精彩之作,文本表现的是他归隐田园、怡情自然的自足自得。其间透露出强烈的自我生命意识,由归鸟、美酒、秋菊、青松四个鲜明的意象构成了其追求生命意识自我实现的完整结构。在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中,源于对身份的焦虑,陶渊明的选择背叛了自我的初衷,在环境的压力下,他作出了一种道德的选择,通过这种道德的选择造就了自己。诗歌文本在背叛道德选择的同时背叛了陶渊明的自我生命意识。     

社稷为重,亲民为先--论杨时的社会政治思想

理学家杨时在致力于学术的同时亦关注着社会政治.他继承传统儒家学者经世济事之志,积极地出仕为政,试图一展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挽救两宋之际积弊重重的危局.在为政方略上,他提出知人善任,为政以公;重保仁心,视民如伤;积极抗金,反对割地求和等具体的政治主张.     

试论博学鸿儒的归乡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士人的归隐现象屡代不绝,他们以自己的精神境界构筑了心灵的家园,以对政权的背离另辟世外桃园.清康熙朝博学鸿儒大部分以辞官归乡、读书著述为最后归宿,其"难进易退"应属于一种归隐.博学鸿儒归乡后宦情淡泊,怡然自得,在经史之学与友朋的唱和中探寻儒者之道,传承民族文化.鸿儒在文化上对明遗民志向的继承,使其归隐较之陶渊明要内心平和,而招录为官的经历,又使其较之明遗民的许多激烈方式要平淡和持久,且对乾嘉时期的"学者社会"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我诗纪事飘云烟——梁章钜诗歌分期初探

梁章钜是清嘉道诗坛上有相当影响的诗人,迄今仍有2000多首诗歌存世.梁章钜的诗歌,除散见于唱和集,以及笔记作品之外,主要存录其四部诗集之中:<藤花吟馆试帖>二卷、<藤花吟馆诗钞>十卷、<退庵诗存>二十五卷和<退庵诗续存>八卷.梁氏之诗,内容广泛,讲求实用,且颇有"纪事诗"的特点,主无处无出处,倡以诗证史,充分体现了其个人诗作与自身经历的内在关系.其生活景遇的变化、仕途的升迁、师友之交游等等,均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依境遇变迁之顺序,梁章钜之诗作可大致划分为6个阶段:出仕之前、居京时期、外宦时期、初隐时期、复出时期、归隐时期.     

“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考

赵成庆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监察官,一生为官历经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惠宗六位皇帝,由正九品累官至御史中丞。"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以及文献记载,其为官刚正,激浊扬清,不仅兼任过通奉大夫、资善大夫,并在至正年间任御史中丞兼兵部尚书等职,其对于元代中后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后代至少十余人在明清两朝于多地担任要职,施政于地方,可谓功勋世家。     

元代文学家龙仁夫考

元代文人龙仁夫的《题琵琶亭》诗历代流传,但是他的生平、交游、著作、出处等情况一直很隐晦。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发现龙仁夫因道德文章在元代享有较高知名度,以名儒兼提举的身份数次主文乡试为元代科举文献记载,这是龙仁夫仕元的显证。弄清楚龙仁夫的出处问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由宋入元儒士们的群体面貌。     

八股科举制度的虔诚信徒——评《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

八股文导源于宋代而盛行于明清，在明清两代，八股文是读书人猎取功名的唯一手段，八股文禁锢着读书人的思想。《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是一个本性善良、豪侠仗义之人。他虽然二十多年科场不利，但仍然将举业作为他人生唯一的目标。他是八股科举制度的虔诚信徒，他真诚地捍卫举业，最终成为八股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九朝良臣：元代雍古名臣赵世延丛考

赵世延为元代雍古部名臣,一生经历了从世祖至顺帝约九朝,历仕省台要职近五十余年,位高权重,关心军国利弊,对元朝中后期的政治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誉为“九朝元老”、“九朝良臣”、“九朝御史”。赵世延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反对武力镇压,主张以怀柔羁縻的方式,处理民族矛盾。他重视文教事业,先后在陕西、四川等地创办了鲁斋、紫岩等知名书院;建议仁宗加封梓潼神君为文昌帝君,使之成为职司全国科举文运的神祗,晚年负责编纂《经世大典》。     

试论方干的隐居及其心态

方干被称为一位“不识朝、不识市”的高隐，其实并非如此。他早年及中老年时曾在睦州故乡和镜湖过着隐居生活，但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他曾多次应举求仕，却屡遭挫折，一生始终未能抑制住为求仕而躁动的心。经历多次挫折之后，他感叹愤激，不时地唱出了似若敝席功名、豁达自处、甘于隐退的诗句，然而这正是他急于求仕而不得时发出的心声，表现出不甘于隐逸而追求入仕的微妙心态     

《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

胡安国是南宋理学的开创者,其理学紧密结合国家的现实危难,所上《时政论》亦有学理价值。此外,胡安国还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尊奉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和程颐共七家之学说为撰述纲领,这是胡安国标举的思想旗帜。直接地取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著书,这是胡安国采取的撰述策略。胡安国对宋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春秋胡传》成了考试指南。胡安国欲以自己的著作来顶替《左传》,这一点他没有办到。尽管《春秋胡传》具有理学的深刻性,但它却缺少史传文学的情节性和生动性。     

李沆与宋初的"重厚质实"之风

宋初的政治形势迫使朝廷急需重厚质实之士主谋大事,以安定社会秩序,维护君主权威.宋初君臣对自身及中央各机构职能的理性思考,也使重厚质实之风得以形成并流行.李沆恰于此时进士及第,其廉洁自律、纯厚坦诚的个人品德,慎名器、尊君主的为臣之道,稳重踏实、崇尚质朴的为政之风,实为重厚质实之杰出代表.在李沆影响下所形成的政治理念,对于宋代中央各部门之间均衡、稳定态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代陈GF8E4及其作品考辨

陈瓘主要活跃在宋哲宗、徽宗朝,对当时的政治和学术影响深远,但因攻击王安石及其变法,屡遭曾布、蔡京等权臣打击,一生颠沛流离,官职不显,致使今日流传的陈瓘基本史料和作品多有讹误。以《四明尊尧集》《宋陈忠肃公言行录》等基本史料为基础,得出结论:陈瓘生于嘉祐二年(1057),卒于宣和四年(1122),是陈渊之叔父,而非叔祖父。另外,关于陈瓘作品还存在讹误:《吴江作》(又作《鲈乡亭》)《垂虹亭》《送侄刚胜柔诗》三首诗分别为林肇、王禹偁、邵雍所作;《代舅曹使君知筠州谢表》《代仓部知吉州谢表》《代仓部知池州谢表》《代叔父知南安军谢表》四篇表文乃吕祖谦所作;《代贺皇太后生辰表》《代贺明堂礼毕表》二文乃秦观作品。     

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中,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问题成为最大热门课题之一.科举制度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或曰与其他选官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300年之久.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