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情势下的中西文明整合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文化领域大变革,“文明整合”是必然趋势。基于不同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的中西文明在文明整合过程中,“和而不同”是基本前提和最终归属。在从“不同”走向“和”的过程中,由文明差异导致的“文化矛盾”客观存在。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运动观来指导中西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整合实践。     

生成逻辑、本质内涵与价值意蕴：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探析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处理世界多元文明关系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在生成逻辑层面，它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为理论之源，以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为实践之基，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发展为文化之脉，以西方文明治理模式式微为现实之思。在本质内涵层面，它主张文明是多彩的，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是平等的，应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是包容的，应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是发展的，应以文明交融超越文明偏见。在价值意蕴层面，它有助于尊重不同文明道路选择、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中不断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态势的重要判断，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产物，它必然诉求一种从哲学层面上作出的高度总结和理论升华。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过程中，中国现代哲学最突出的变革就体现为各种层面的哲学理论资源最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和整合下，共同观照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实践，观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促成，并且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征程探索出时代精神的精华。换言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形成过程中的指导性地位，中国现代哲学最突出的部分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实践为依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形成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到具有中国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构建的过程。从总体上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层面的伟大创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的创新性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最具生命力的发展方向之一。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蕴含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框架中，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构建中起到指导性作用。     

建设生态文明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建设生态文明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内涵,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过程性特征,凸显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早期历史脉络探析

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重要命题,其提出、确立、丰富及深化的过程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之问的有力回答,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印证。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两个结合”理论应用于中国民主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早期经典表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文明的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探索中国道路中,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具体革命实践;作为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中,不断生成现代化的中国新文明形态,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贡献与发展

文明是人类自身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劳动和创造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过违背历史规律的愚昧,但引领人类成长的是社会文明成果。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贡献与发展。它的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进一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作出了新的贡献,必将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发挥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个理论形态之间在生态文明层面具有内在逻辑性、一脉相承性,体现出直觉、反思、发展、成熟四个显著的阶段特色.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影响,是世界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对我国今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发展与生态问题提供积极借鉴,为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打开了新维度.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意识彩态批判

现代新儒学思潮自产生以来,共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成为当代三大社会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学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复兴民族文明。它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大陆新儒学在历史观、文化观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时期,要有鉴别地加以审视现代新儒学思潮,使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利资源。     

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内涵: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

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就是中国人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改造中国,建设新型中国的社会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成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最本质的内容和最根本的源泉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社会实践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层面的体现形式。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世界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而言，梁漱溟经历了从拒斥、批评马克思主义到认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在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下进行的，表达出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创造性、某些社会理想等方面的相通性，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参考资源。     

西学东渐与儒学转型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主要方向。西学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给传统儒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也为先进知识分子吸纳外来思想的优秀成分,改造儒家思想体系,促进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提供了契机。回顾西学东渐与儒学形态的转换,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近代以来儒学的发展状况,而且对当今文化多元化状态下探寻儒学的发展路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儒学的现代"名分"问题刍议

儒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属于"谱系儒学","儒学"一词的含义只是"儒家之学"的意思,没有学理性的指涉;而在现代学术中,儒学却被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并在这样的"名分"下被研究.但是,究实而论,儒学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范式上都与所谓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相去甚远.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将儒学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就不是很"名正言顺",而且更严重的是,将儒学当作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来研究大大地遮蔽了儒学的独特性.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对待儒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将儒学看作是可以用来建立新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的"思想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本身,这就好像我们应该将煤看作是电的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电本身一样.     

“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     

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学传统的突破

以《新民说》为主线,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及其与儒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分梳和评析。作者认为,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和群治思想突破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符合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但在伦理道德观方面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学传统,既有所继承,同时又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一方面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通过"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种将两种文化的长处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观念,即便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李大钊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会通之考察

李大钊先生不但是我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且还是会通、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哲学思想的第一人。他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注重历史的研究,更关注现实的中国。这使得其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儒学乃至现实之结合成为可能,概略研制,其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会通主要体现在"以儒接马"、"以马评儒"及"融儒于马"的过程中。     

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

19世纪末,宋恕通过借鉴西方议院民主的政治思想,和挖掘、阐发传统儒学中民主性和经世性的思想要素,对汉后正统儒学予以全面地批判,将其概括为“阳儒阴法之学”。这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的。同时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也意味着儒学近代化变迁的一种思想尝试,即儒学为了适应晚清政治变革的需要,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     

现代儒学思潮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儒学思潮是 2 0世纪 2 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从其本质来说 ,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的一种反思 ,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的“西化”价值取向的回应。现代儒学思潮以承续儒家的“统绪”为使命 ,意欲在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的基础上 ,融会中西 ,弘扬儒学 ,以使儒学适应现代化的潮流。虽然现代儒学思潮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存在误区 ,但是这种探索 ,仍然是有其合理性和一定价值的。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儒家民本思想与西方“被统治者同意”理念之比较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古代社会把政治合法性基础归于自上而下的天命以及与这种天命相应的内在德性。近代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公意统治”和代议民主制的“法理型统治”。本文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的“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人本思想的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设计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持。     

请用"仁学"代替"儒学"——给儒学朋友的一封信

仁学指涉着:先秦伦理学思想;儒学指涉着:秦后出现的综合制度性现象和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前者是个人性思想,后者是集体性制度。儒学已随封建时代历史的结束而永远逝去,仁学则因针对人性心理特质而可普世长存。当前国学之战略性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时代课题,是把“仁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目建立起来,用以取代极为含混的“儒学”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