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与腐败：一个分析的框架

本文在认真分析腐败、公共权力以及公共权力主体三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认为腐败与公共权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腐败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同时,腐败也只能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为此,我们要有效地反对腐败就必须强化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制约,而不是盲目地反对公共权力。     

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

由权力滋生腐败可以得出推论,先有权力而后才有权力的腐败。腐败的本质是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而公共权力的赋予和运行是通过制度来实现的。因此,要想使权力始终成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工具,就应该通过制度来规范权力,通过完善制度,让品行不端者无法拥有权力,也让有权者不能滥用权力,以期达到预防和控制腐败的最终目标。     

从权力和腐败的伴生关系谈对权力的制约

运用公共管理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剖析腐败和权力的伴生关系,这种伴生关系主要表现在权力腐败中存在的供求关系和依赖关系.要杜绝这种伴生关系,一方面要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权力,减少公共权力对资源的垄断支配,另一方面要建立切实可行的选人、用人、监督人的制度.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五毒书记"张二江案例研究

腐败指的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为获取不正当的个人收益而收受第三方支付、并损害国家或公众利益的行为.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分析了腐败产生的个人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并指出要遏制腐败,必须构造一种较为系统和完备的权力设置、控制、监督和使用的运行机制,并采取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等多种措施.     

从国家起源看权力腐败与防治

腐败和公共权力密切相关 ,并和公共权力始终相伴。人的贪欲是人的一种非理性的欲求 ,一旦假借公共权力 ,为自己谋求私利 ,腐败便产生了。腐败并不可怕。防治腐败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公共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与腐败治理

权力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现象。道德在公共权力的制约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在一切存在权力的地方都有着普遍意义。公共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被滥用或缺少制约。因此,防范公共权力腐败除了以德倡廉、以俸养廉外,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加强监督、立法制约公共权力,更要严格执法。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监督

权力腐败是以非法方式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权力越轨行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动因是强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权力体系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着缺陷,发生权力腐败也就成为可能.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力度,尽快完善适应社会体制变化的权力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把权力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因此,要想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就要避免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保证权力的良性运作,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分权制衡的形式是多样的,它们各有利弊,只有将各种分权制衡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共同体现在社会权力的设置和运作过程当中,才能真正实现监督制衡权力的目的。     

派系抑或派性:中国式腐败生成的社会基础与逻辑——一个解释框架及其应用

中国式的腐败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派系或派性特性有关。派系主要以血缘或姻缘为纽带,通过"权力的庇护关系"网络来谋取利益,导致"圈层式"腐败出现;而派性则主要以地缘或业缘为基础,通过"权力的共谋关系"网络来获取利益,导致"塌方式"腐败生成。只有通过控制公共权力的运行边界,优化公共权力的授予方式,净化公共权力的运行环境,以法治手段取代行政或政治手段,才能实现控制腐败的目标。     

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论权力错位的产生及其制约

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权力错位必然导致腐败,而权力错位的产生有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要有效地遏制腐败,就必须有效地防止权力错位的发生,增加权力错位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控体系、廉洁政治文化是防止权力错位的有效手段。     

和谐社会视野下关于治理腐败的思考

腐败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根本不相容的。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特点,腐败现象遍布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许多领域。而思想道德建设缺失,公共权力的稀缺性、代理性,封建社会陋俗和传统用人制度,官员升迁的"问责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新旧体制转轨,预防、监督、惩治等反腐机制不健全,官场"保护伞"使腐败官员难以及时被查处,是当前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依德治防腐,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干部自觉从内心不想腐败;依法治治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健全预防惩治机制;依群众反腐,加强公众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依重典治腐,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依国际合作反腐,构建反腐败工作新平台。     

高校制度反腐的学理反思与逻辑进路

制度反腐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关键选择。制度反腐是有效的反腐方式,其逻辑动因在于克服人性缺陷,目标诉求在于防范权力滥用,独特优势体现在稳定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强等方面。高校开展反腐败工作,必须致力于制度建设。然而,高校制度反腐还存在不同廉政制度之间缺乏协调配套、重点领域廉政风险防控制度缺位、反腐败预警机制运行不畅、廉政制度执行不力等突出问题。为提升高校制度反腐的成效,应建立健全利益冲突管理制度、权力运行监督制度、反腐败预警制度以及廉政措施落实制度。     

新时期反腐败机制构建研究

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急需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败机制。加快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对有效化解和消除腐败的危险,形成廉洁的政治局面有着重要意义。当前,急需保持惩腐之“势”,增强刮骨疗毒的政治定力,形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整治腐败之“源”,扎牢反腐败的制度笼子,形成“不能腐”的有效机制;补足精神之“钙”,构筑拒腐防变的廉政防线,形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论反腐败的权力制约机制

社会腐败现象主要是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是社会其他腐败现象的直接诱因和基础。因此,反腐败的权力制约机制应从权力腐败的根源入手。权力制约的理论提示:理想的社会结构要求合理地分配权力,使权力在符合社会制定的规范内运行,只有这样才能预防和最大限度地避免腐败现象的发生。权力制约,可以采取权力——权力和权利——权力的制约模式。只有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两者有机地联结起来,有效地制约与监督权力的现代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在认识上将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事关“亡党亡国”的高度,要求“老虎”、“苍蝇”一起打。党在实践上强调,要更多地依靠制度和法律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更好地完善全方位反腐倡廉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更快回应人民的反腐败要求。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巡视制度,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通过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率先发力,引起网民热议监督、纪委迅速回应查处等新方式,加速形成党内党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全方位联动反腐机制。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公务接待、公车改革等切实纠正“四风”,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加大对高级领导干部、责任缺失、失职渎职行为的查处力度等举措,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亮点。     

监督媒体：对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的另一极

新闻媒体担当着监测社会环境的"守门人"功能,是民主化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倘若新闻媒体出现腐败变质,必然影响媒体的公信力和客观、权威性。分析新闻媒体腐败现象种种,揭示新闻腐败的实质是新闻权的滥用,而造成新闻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缺乏对新闻媒体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对此,应在建立有效的媒体监督机构的同时,大力整顿媒体从业队伍,强化社会舆论对媒体的有效监督,并将之纳入法制化轨道,在构建强大的"反腐败"社会力量之下。实现媒体舆论监督社会和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新闻传播事业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向上。     

网络反腐事件曝光者的心理动机解析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体制内反腐的重要补充力量,公民利用互联网成功使腐败官员落马的事件屡屡发生。而网络反腐事件的发生始于掌握涉腐信息的有关人员将相关信息在网上曝光,这种曝光行为对于网络反腐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公民普遍存在痛恨腐败心理,一部分人还存在仇官心理,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在此社会心理基础上,引起涉腐信息掌握者通过互联网曝光有关信息的心理动机主要包括个人事业型、路见不平型、维权伸冤型、报复泄恨型、猎异好事型、内讧竞争型等六种型。而不同的心理动机将带来不同的反腐效果,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与我国既有的反腐败体系有效对接,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中国的反腐败与权力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这个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在监督和制约权力、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国的腐败程度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再到有所降低的曲折发展过程。但总体来看,我国腐败的程度仍然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反腐败的成效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还带有传统集权政治体制中廉政制度体系的色彩,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限制了我国目前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功效的发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现代转型,完善横向的公民选举问责和纵向的分权制衡机制。应当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反腐败和权力监督的努力方向。     

腐败行为发生与治理——基于班杜拉三方互惠决定模型

腐败行为的产生有诸多原因,既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也有腐败行为人的心理因素。要从源头上消除腐败,就必须深入剖析腐败行为产生的诸种因素间的互动逻辑。以美国社会学家班杜拉的三方互惠决定模型为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中国的腐败是由特有的社会环境,对权力、角色、行为与关系的错误社会认知以及频发的个体腐败行为三种因素(互动作用)引起的。因此,应从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氛围、纠正社会认知偏差这两方面入手,构建三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新时代"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建构 ——以法治保障为研究视角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是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反腐败斗争提出的重大举措和任务规划.从法治功能视角来看,新时代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持续顺利有效推进,有赖于"三不腐"机制的建构,有赖于法治的全方位保障,有赖于法治的规范、预防、威慑、惩戒、保障、教化、指引等功能的充分发挥.应通过完善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筑牢反腐败的制度基础;通过科学配置和规范权力,完善权力结构和运行体系;通过夯实立体权力监督体系,提升监督问责实效;通过加强刑法反腐,增强法律实施的有效性;通过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