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腐败发生的机理与对策

腐败的本质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为了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制，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社会有机体即现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行为，腐败最大量的表现在经济领域，最严重的危害在政治领域，反腐败是严重的政治斗争，任何腐败行为均是腐败主体，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三大基本素的结合，其中腐败主体是主观人为因素，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是客观因素，腐败机会是关键因素。惩戒腐败，要根据腐败发生的机理，对症下药，综合治理，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科学机制。     

略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几个问题

腐败是侵入党和国家肌体上的病毒。反对腐败和铲除腐败是我们的长期斗争任务。我国现阶段发生的腐败，主要是属于变革中的腐败，具有许多新特点；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是历史和现实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多种因素和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反对和消除腐败必须对症下药，采取正确合理、行之有效的措施。     

浅探新时期防治腐败机制的构建

基于新时期国内外长期反腐斗争的实践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构建“三不”防治腐败的机制：加强新时期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构建使广大干部不能腐败的机制；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同时加大惩处腐败的力度．构建使广大干部不愿腐败的机制；强化防治腐败教育，净化社会环境，构建使广大干部不想腐败的机制。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诠释

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腐败行为是有成本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腐败行为是腐败官员作为“经济人”角色的一种“自觉”活动，但由于腐败破坏了经济系统既定的帕累托状态，损害了效率和公平，因而腐败被经济学认为是可“理解”但不可“容忍”的。现行的反腐措施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的实施也是有成本的，这或许不是最优选择，经济学家更希望找到一种制度能够“经济学”地“内化”腐败，使腐败成本最小。     

以科学的精神反腐败

什么是腐败？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c腐败又是与统治阶级、国家权力、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败坏现象及行为，因此腐败的存在是同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在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极不发达，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所以没有腐败。当社会步入私有制，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便产生了腐败现象。社会的发展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属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因为生产资料为少数剥削者占有而形成了私有观念。剥削制度是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剥削阶级腐败思想则是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腐败的滋生…     

论邓小平治理腐败的思想及其特征

腐败现象，祸国殃民。反腐斗争的成败，关系到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邓小平同志对治理腐败十分关心，有许多重要论述。概括起来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治理腐败的根本；选拔好各级领导成员，是治理腐败的组织保证；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和法制，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同志治理腐败思想的特征是：１．治理腐败的坚定性；２．反腐措施的综合性；３．依靠力量的人民性；４．治理腐败的长期性。其实质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论我国的腐败问题与防治对策

腐败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破坏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社会财富的浪费，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冲击政府的法制建设和合乎规范的运行机制，影响政府形象，此外腐败还损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最终导致社会风气的恶化，致使社会呈病态化的发展。必须有效遏止腐败。文章论述了腐败形成的原因和防治腐败的对策。     

寻租与腐败：理论分析和对策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寻租和腐败是许多经济领域比较普遍的现象。本文探讨了寻租和腐败活动的实质、分类及其对市场秩序、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构造了以内生关税为代表的关于寻租和腐败活动的一般均衡模式，比较了在权利分散和权利集中的政治制度下，寻租和腐败活动不同的内生作用机制，提出了惩治寻租和腐败活动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微腐败”观的哲学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防范和治理“微腐败”,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范畴、新思想、新观点，形成的新时代“微腐败”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微腐败”观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集中显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微腐败”的本质观体现了哲学本体论，“微腐败”防治的价值取向观及治理效果的评价主体观体现了哲学价值论，“微腐败”后果、成因及系统治理观体现了哲学方法论，“微腐败”观源自实践、指导实践并随实践发展体现了哲学认识论。新时代“微腐败”观为深刻认识和有效防治“微腐败”提供了哲学智慧与方法论指导。     

对有效遏制腐败的思考

腐败的本意是指有机物质的腐烂和变质，引申入政治学，腐败则指权力的质变，亦即权力的异化。它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腐败的产生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观条件，掌权人有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心理和欲望；二是客观环境，掌权者有能够谋取私利的机会和条件。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腐败便由此产生。从上面可以看出，腐败是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腐败的主体，即指与权力相联系的组织和个人；二是腐败的行为，即指以权力被滥用来谋取私利为特征的社会行为，主要表现为违反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的、违法违纪的堕落行为；三是腐…     

反腐败与保持政治稳定

反对腐败与保持政治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战略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稳定是前提，反腐败是保证，二者相辅相成，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对腐败，必须保持政治稳定，这是由政治的特殊功能和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保持政治稳定，又必须坚决反对腐败，这是因为腐败破坏稳定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反对腐败，保持稳定，必须加强对策研究     

我国腐败问题民俗化倾向的路径依赖分析

当前，腐败不但表现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之中，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影响着一些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呈现民俗化倾向。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因为我国传统的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为腐败民俗化提供了路径依赖。大力推进制度创新，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营造全民共同反对腐败的良好氛围，严厉打击和惩治腐败，这是避免腐败民俗化的根本之策。     

腐败行为的形成机理与反腐败

腐败给行为者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其付出的代价，并且在现实中政府腐败与个人腐败有共生趋势。企事业单位的腐败实际上可能比政府腐败更为普遍且更为持久，但政府腐败更难于被公众接受。无论腐败有何历史原因，社会为腐败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实际上大于政府、个人及其他组织的腐败收入。反腐败是当今社会进步中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建立腐败预警机制的三重视角

从腐败评价的角度看，只有基于腐败的风险评价，才可能建立预警机制，提前防范可能发生的腐败行为。从经济转轨的背景看，我国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真空和漏洞，从而使腐败的出现和蔓延有可乘之机，必须加强制度预防。从制度评价的角度看，中国未来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对国家廉政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重构国家制度体系，有效减少产生腐败的制度漏洞。     

论治理腐败中行政伦理道德监督的作用

治理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和道德是两种基本手段，在强化法制建设的同时，运用伦理道德构成抵御腐败的堤防，而运用伦理道德治理腐败的形式之一是行政伦理建设，关键是行政过程中的伦理道德监督。     

领导干部贪腐犯罪心理分析及预防

贪腐犯罪的主要心理生成机制是腐败官员对不良客观现实的反映，将权力投入不正当交易并获取巨额利润，即是其腐败心理的外化。领导干部贪腐现象的产生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为此探究腐败官员实施腐败行为背后的腐败心理，并觅寻与之相对的化解对策是我们有效预防腐败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领导干部贪腐犯罪心理的特点、产生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以期从心理透视与矫治的角度思考对于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犯罪的预防对策。     

对腐败的社会心理层面思考

在腐败现象现有的研究角度“体制论”、“法制论”和“素质论”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即社会心理层面来分析腐败的产生及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重点剖析了腐败产生的心理要素；人性复苏，比价心理，补偿心理，侥幸心理和责任分摊等，揭示了腐败的社会心理特征，并提出在健全体制和法制，提高素质等反腐措施的同时，应注重从社会心理层面上进行预防及铲除腐败的措施。     

论当前腐败的表现特征与反腐败的认识误区

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腐败的形式也不断变化。为了规避被惩治和逃脱法律责任，当前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特征，腐败之所以出现形式变化和呈现新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及其成效。但目前，一些民众在反腐败认识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误区，需要我们准确把握腐败现象的表现特征，厘清反腐败的认识误区并加以正确引导。     

县域主政官员个体特征、成长轨迹与腐败的关联性研究——基于近20年的150个腐败案例

文章基于县域的特殊情境，突破传统静态分析架构，重塑县域分析框架，探寻县域主政官员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梳理150个县域主政官员腐败案例，形成落马县域官员完备的变量体系，进而深入探究县委书记、县长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体特征上，官员的学历、资历与腐败金额具有正相关性，部分有家庭成员参与腐败的官员更容易产生严重的腐败；落马方式中，中央巡视组监督效果大于纪委查处及群众监督，省委巡视组监督效果相对最弱；任职经历中，腐败金额与“贫困县”“秘书”经历无显著的线性关系，但与“教师”经历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腐败金额与任职时长无显著的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