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诉讼指挥权的价值分析及制度构建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由超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过程中,更加强调当事人的主体作用,法官职权得以弱化,这一变革对促进诉讼的民主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若过于强调当事人的主体性而忽视了法官对民事诉讼进程的指挥作用,可能会导致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从而引起诉讼迟延。因此需就法官对诉讼进程的指挥作用予以规范,设立法院行使诉讼指挥权的原则,即依法恰当行使原则、中立性原则及不违反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原则,在此基础上将法院的诉讼指挥权分为程序性的指挥权和实体性的指挥权,以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实质上的公正价值,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     

实体真实、价值观和诉讼程序

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不是采用职权主义,就是采用当事人主义。本文试图依据实体真实和价值观的司法目标,对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这两种诉讼模式,加以比较和评析。     

引进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我见

刑事证据开示是起源于英美法系的一种证据制度,由于其能够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优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刑事诉讼程序中予以适用。中国在1996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虽引入了对抗制诉讼机制,但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对抗制诉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没有被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引进,因而我国整体诉讼模式仍然没有脱离职权主义色彩。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淡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引进证据开示制度是当务之急。     

民事诉讼模式与法官的释明权

法官的释明权虽然是法官职权行使的具体表现 ,但它却不是职权主义的表现。这是因为 ,作为厘定当事人和法院权利行使界限的释明权 ,在职权主义中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它也不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交错 ,而是当事人主义内在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对于正全面转向当事人主义的我国来说 ,就要转变对当事人主义的片面看法 ,建立完善释明权制度。     

论诉讼法上的真实发现--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真实发现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功能和价值.无论是当事人主义诉讼,还是职权主义诉讼都具有发现真实的功能和价值.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探讨了刑事诉讼中发现真实的司法方法、规则和程度等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并提出:我国应当修改相关刑事程序规则,以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真实的平衡统一.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结合的诉讼模式——试评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应确定基本的方向。采用完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不可取的。职权主义诉 讼模式虽有不足,但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有从国情出发,紧随世界各国民事审判方武改革的潮流,实行当事人主 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才能揭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正确方向。     

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

在审理对象的形成和证据的提出层面实行辩论主义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在强调当事人自我责任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法院的作用。如果过分限制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既不利于法院在诉讼中发现真实，也不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可能造成诉讼能力薄弱者无法实现实体公正。从有利于发现真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实体公正的角度考虑，有必要适当拓宽我国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论行政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诉讼法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行政诉讼法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官释明权作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应有之义,更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必要"补丁",其价值在现今两大法系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彰显。在倾向职权主义模式的行政诉讼领域,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官释明权已经存在,法律规范也在其解释功能的缝隙中透露着释明权的生存空间。因此,在理论上厘定和梳理行政诉讼法的法官释明权体现出一定的急迫性。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下的律师代理

我国民事诉讼＂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的大背景对律师代理产生着重大影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律师代理生存的最佳环境。同时,律师代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为彻底实现诉讼当事人主义这一宏伟目标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主张律师代理在某些特殊民事案件中的垄断地位即是本文突出强调与重点设计的一种途经。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判例法

学界对我国诉讼模式改革的研究 ,大多通过对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具体制度和操作的对比 ,来考察并思考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及其借鉴。本文则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背景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文章认为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应用有其特殊的法源环境———判例法 ,对它的借鉴并非只是单纯的司法制度中诉讼模式的简单移植 ,还应该营造与之相配套的法律环境 ,否则 ,难以更加有效的发挥作用。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冲突与妥协——以日本刑事诉讼诉因制度为视角

本文通过考察日本刑事诉讼中诉因制度的内容以及相关理论学说，展现诉因制度背后所隐藏的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诉讼模式的冲突与妥协的过程。并从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作用以及诉因制度所体现的刑事诉讼制度构建方法的角度分析诉因制度对中国刑事诉讼的启示意义。     

民事诉讼中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分析

德国民事诉讼法最早确立了释明权制度,这种制度被视为职权主义的固有内容。通过分析释明权制度与两种诉讼模式的关系,可以看出,释明权虽然脱胎于职权主义,如将其融合于当事人主义,将能够克服当事人主义所带来的弊端,故该项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并能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与异议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据收集是证据得以提出的前提，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模式下，当事人与法院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职能分工也有不同。证据收集往往会涉及到诉讼外的第三人，证据异议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诉讼外第三人利益的合理保障，也有利于证据规则的适用。我国有关证据收集制度的规定还非常不完备，异议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亟待加强与完善。     

理性对待传闻规则

传闻规则是普通法的产物,在保障证据可靠性与当事人对质权利方面具有相当合理性,适合以证人为中心的对抗式诉讼结构。大陆法系具有不同于普通法的诉讼制度,多数国家没有移植传闻规则,对传闻态度较为宽松,但基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机制发展完善了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在保障实体真实的同时兼顾程序权利。我国的诉讼文化与制度远离普通法,而近似大陆法,传闻规则在我国不具备移植的土壤。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传来证据规则是我们的选择。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与异议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据收集是证据得以提出的前提，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模式下，当事人与法院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职能分工也有不同。证据收集往往会涉及到诉讼外的第三人，证据异议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诉讼外第三人利益的合理保障，也有利于证据规则的适用。我国有关证据收集制度的规定还非常不完备，异议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亟待加强与完善。     

论当事人主义视角下的民事再审启动主体

不论是职权主义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模式,现代国家基本都把当事人主义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历史文化原因,我国理论及实践中尚存在误区,将＂职权进行主义＂与＂超职权主义＂混为一谈,混淆了当事人主义的内涵。这种混乱的典型体现就是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置,该程序最大的问题就是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理念,由于其启动主体具有多元化、职权化的特点,造成诉讼程序混乱,司法权威不彰,终审既判力不定的局面。因此必须取消国家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确立当事人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唯一主体。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换根据、目标及途径

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模式是以强审判权为核心的,现正转向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核心的诉讼模式。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模式相差甚远,不能归为一类,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换目标恰恰应以大陆法系的诉讼模式为基本参照系,而不是英美法系的诉讼模式     

构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之浅见

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改革和完善,是现代审判方式改革不可或缺的课题。笔者解析了我国现行审前程序的弊端,提出必须在集中审理主义下以及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模式下,借鉴美国特有的审前程序,实现审前传统程序的变革,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基础的我国独特的审前程序,才能彰显审前程序高效诉讼、程序正义、化解纠纷的功能价值。     

协动主义的理论之维

根据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作用分担,大致可以将民事诉讼的类型分为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但是,现代民事诉讼并没有采用绝对的辩论主义或是职权探知主义,而是两种模式的交错混合体。对于实现民事诉讼真实发现的目标而言,也只能通过法官与当事人的共同努力始得实现。面对我国当下司法资源有限性与民事纠纷多发性之间的供求紧张关系,也只有在民事诉讼中发挥法官与两造的共同作用,才能推进公平适当迅速的解决纠纷。     

刑事诉讼改革背景下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分配及其完善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分别采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就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分配而言,在主体、客体和价值追求等方面互见长短,各有利弊.以职权主义为背景吸收当事人主义因素,以增强庭审方式抗辩式色彩的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是世界范围内两大法系相互借鉴的又一典型例证.在此背景下,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具有了新的涵义,其分配折射出采取削弱法官主导作用和强化控辩对抗程度两大举措的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价值取向,但仍需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程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