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明分”的组织构建思想

“明分”的组织构建思想是荀子具有代表性的管理思想之一。荀子为合理调节、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以“长幼之差，贵贱之等，贤与不肖之别”为原则，构建了分工清晰、职责明确、管理有序的组织体系，使组织成员在其中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中国现代组织管理实践中依然可见“明分”的思想影响。     

论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隆礼重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隆礼重法”的理论基础、礼法关系及礼德作用诸问题的研究,着重辩析了荀子提出的“礼”“法”与孔、孟、商鞅所述的“礼”“法”概念的异同,并探讨了荀子思想与前代各派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对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内涵进行初步的探寻。     

荀子的自然观探析

该文通过对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自然观的解析 ,揭示出荀子自然观中“自然界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依律而动”、“保护自然”等思想 ,最后探析了荀子的自然观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借鉴意义     

“忠君”：荀子“忠”思想的内核与逻辑指归

忠,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参与者的最高行为准则。在“忠”思想发展史上,荀子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先秦各派的“忠”思想进行了批判继承、综合改造,并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出发点,对“忠”做了新的界定,将其向着“忠君”的方向做出了理论上的诱导与压缩,使得原本内涵相当丰富的“忠”思想在荀子这里开始出现围绕“君”之事进行定向思考的倾向,从而促成了后世“忠君”文化的形成。尤其是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借鉴,使其“忠”思想超越了先秦儒家文化的理想主义色彩,获得了更强的现实政治意义。荀子的“忠”思想主体包含三个内容：忠信、忠顺、忠君,归结为一点就是引导人们去忠君。质言之,忠君为体,忠道为用,忠道是为了更好地忠君,是为荀子忠思想的最佳概括。     

荀子礼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礼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礼法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礼法并重”诸问题的研究,并辨析了荀子“礼”“法”与当前我国“德”“法”概念的异同,从而得出荀子礼法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     

论荀悦对荀学的接受与转化

在儒学暗淡的汉魏时期,荀学依然发挥着影响力。作为荀子的后人,荀悦在谶纬神学流行之际,继承其祖遗风,将荀子的自然天道观与东汉流行的“天人感应”说进行整合与重建,主张破除迷信、重视人为,体现出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挺立;他主张“尽心力、任天命”,提出“三势”说,对荀子的“天生人成”思想进行转化应用;其“刑礼兼”的礼法并重的观点,则直接继承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可以说,荀悦的思想乃汉魏之际荀学发展的典范。     

荀子“礼治”观评议

荀子援法入礼,礼法互补的思想在政治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分析荀子的“礼”与“礼治”思想的主要内涵,对荀子礼治观的历史意义与在现实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行性问题作了简要的评议。     

论荀子的法律思想

荀子是在山西这块热土上诞生的杰出思想家。他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还吸收了法家思想中某些合理的因素,提出了“隆礼”与“重法”相结合的法律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得到了实际的贯彻。因此,要准确地了解中国法律思想的变迁,不能不研究荀子的法律思想。本文就荀子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关于国家和法律起源的学说,关于“隆礼”、“重法”的主张,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见解以及人君在遵守法律方面的示范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荀子的法律思想。     

天人关系视域中的"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探析

本文以《荀子》为依据,从荀子“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出发,考察荀子天人关系视域中有关人的思想,阐发他关于天对人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对天应有的基本态度及“明于天人之分”思想,认为在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探究中,人是他探究的重心,而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他探究天人关系的落脚点;并由此揭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的意义及当代价值。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行政行为中的第三人及其权利的保护

行政行为中的第三人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主观上并不以其为行为的对象,但客观上侵犯其合法权益,从而与具体行政行为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行政第三人可以分为对象错误型、事实牵连型、利益波及型和行政不作为型,赋予行政第三人在行政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或补偿中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是维护他们权益的有效途径。     

高校行政管理运行现状及改革探索

目前高校行政管理组织采用的是严格的等级制,虽能保证政令畅通和严格执行,但由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条块分割、部门交叉、推诿扯皮等现象,从而降低了组织效率。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转变管理观念,提高管理者的素质,改革组织的运行结构     

白居易行政管理思想简论

白居易作为我国唐代的一位政治家,提出了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慎重运用刑赏二柄的行政权力思想;求贤用贤、量才适用,提高君主和臣下素质的人事行政思想;以民为本的政策思想。这些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唐后期的国家治理具有建设性意义。     

行政行为公定力质疑

行政行为公定力与现代行政法理念相悖,对我国无效行政行为防卫权制度的设立构成了障碍,影响了法治状态下权利与权力新型关系的构建。具体表现在:行政行为公定力缺乏实定法支持,有悖于公平正义理念,其理论依据缺乏合理性,其理论构建缺乏逻辑上的周延性。因此,行政行为公定力应退出行政行为效力领域,并确立以权利直接制约权力的独立价值取向。     

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行政决策专家论证的制度价值在于提高行政决策科学性,防止行政决策的随意性和促进政府与公众互动。在制度运行中出现了专家失灵的现象,表现在专家角色严重错位、专家观点的理性局限和专家论证的过度参与。其原因在于专家组建机制和组成结构不合理、专家论证制度程序性规定缺失和专家权利义务规范性不够。我国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应从确保专家论证独立性、实现专家权责统一和确保专家论证有效性等方面进行重构与完善。     

论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我国推行的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着先天不足,一是历史的人治理念的惯性影响,二是现实的法制建设不完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基本思路和工作方向,应集中在六个方面:1.依法规范行政审批的范围;2.公开透明行政审批程序;3.切实加大政府职能转移与完善中介组织;4.严格履行行政审批原则;5.创建有效的行政审批新机制;6.着力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     

行政辩解权与行政行为的不可争辩力之关系

行政辩解权与不可争辩力相对应,是行政相对人所拥有的一种对抗权。行政相对人的陈述辩解权与行政行为效力不可争辩力之间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行政辩解权属于程序性权利而行政行为效力中不可争辩属于实体性权利。强调业已成立的行政行为具有不可争辩力实际是强化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及时有效且全面行使辩解权,通过辩解使自己的意思表示能够影响将要成立的行政决定。而行政行为一旦成立,行政相对人便不得轻易要求改变业已成立的行政行为。     

“诉权层次论”视域下的行政诉权要件探析——基于诉权本质学说与诉权要件之关联性考察

行政诉权要件乃当事人享有行政诉权所需具备之条件,其在判断当事人有无诉权、优化配置司法资源、过滤纠纷、为真正需要者提供救济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行政诉权要件受制于特定的诉权本质学说,且遵循"诉权本质学说→诉权内容→诉权要件"的研究思路。经由对既有行政诉权本质学说的反思与批判,可得出应在"诉权层次论"视域下界定行政诉权要件之结论。根据"诉权层次论",行政诉权要件区别于起诉要件、诉讼要件、本案要件等与诉讼过程阶段化构造相关的诸要件,且具备自身的独特构造:第1层次行政诉权（起诉权）之要件为起诉要件;第2层次行政诉权（获得实体裁判权）之要件为行政纠纷可诉性、原告适格与狭义诉的利益;第3层次行政诉权（获得公正裁判权）缺乏独立的诉权要件。     

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探析

按照社会契约与人民主权理论,政府有义务依法履行人民委托的公共权力,因此如若行政机关未能依法履行其职责并导致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则国家需承担赔偿责任。由于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问题较为复杂,此次修订的《国家赔偿法》未能将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对于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特别是其构成要件等关键课题尚需学界的进一步努力。     

论安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安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政权制度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完善上,一是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二是在政权体制上推行参议会制,三是在政权机关人员组成上推行“三三制”;在民主法制建设上,首先是通过立法以规范和保障抗日民主的政治权利,其次是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建设,此外,在司法与行政执法活动中积极创新与发展;在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上,一方面充分运用多种形式与方法进行抗日民主的宣传教育,并组织民众进行各种广泛的政治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则以党政干部的民主作风与民主精神去影响和教育群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鲜明的开发性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