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叙述者·读者#br# ——抒情诗中诗人面具之锻造

不同文体的特征造成了文本中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从贴近到疏离的不同变化。与其他非诗文体相比,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原因会影响其阅读：一方面,作者与读者往往将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视为作者本人,但实际则是作者在诗歌中塑造了戴着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尽管读者可对诗歌的意义进行多种解读,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其诗歌修辞,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此外,还可以副文本的题解或注释方式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维度,展现多个不同的抒情诗人形象。 关键词：不同文体的特征造成了文本中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从贴近到疏离的不同变化。与其他非诗文体相比,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原因会影响其阅读：一方面,作者与读者往往将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视为作者本人,但实际则是作者在诗歌中塑造了戴着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尽管读者可对诗歌的意义进行多种解读,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其诗歌修辞,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此外,还可以副文本的题解或注释方式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维度,展现多个不同的抒情诗人形象。     

《琵琶行》的艺术意象原型分析

诗歌要抒情述志,情感的抒发忌直露,尚含蓄,借助相宜之景物、意象,将情感呈现出来,这才有诗味。可以说,意象是诗歌的生命。意象包含主体的“意”与客体的“象”,含“意”之“象”不再是现实中的客观物象,而带有主体情志,《琵琶行》借助琵琶、江水、月亮、红色的枫叶、白色的荻花等意象,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感受。     

蓝调的旋律——郑敏四十年代诗歌的诗美特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郑敏在早期诗歌中的抒情方式大都属于“独自”式的青春之歌，可“独自”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随即进入生命的低吟。在社会与自我、情感与理智的交错中流露出一种忧郁的生命低吟状态，在痛苦与孤独中体味“生之美”。表达方式上，诗人通过直觉意象、意义重构以及自然“流动”与生命“凝定”的诗美方式来展现情感历程。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颤抖的钢铁的轰鸣——论绿原建国前的诗歌

绿原是“七月诗派”的主将和出色代表。其诗歌创作的抒情特质是“冷硬坚实”，有如“颤抖的钢铁”的轰鸣，而这既是他的诗歌艺术的个性，也包含了“七月派”诗人生命与人格的共性。唯其如此，其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就表现为敢于在创作中，“赤裸裸”地展露抒情主体血火交迸、凌厉高蹈的精神与灵魂的原状；而其外在的表征，则是能够在寒凛袭骨的艺术气氛中，显示出“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深刻力度。用鲁迅的话说，它是“憎的丰碑”与“爱的大纛”的圆满的统一；是诗人一切从对人民的热爱与关切出发，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当成“反映人生、促进人生的手段”以及现实斗争的武器，从而最终使之成为“人民的乳汁和眼泪的结晶”的生动体现与很好证明。而用生命的真声来显现主体人格的高尚，则是绿原以及“七月派”诗歌之最宝贵的抒情品格与审美价值。     

论意象

关于诗歌美学中的重大命题——意象，刘勰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以完整概念使诗歌表现领域从直接抒情扩大到间接抒情，表现方法走向形象化；庞德、沃伦等提出“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的意象界定标准，而运用意象的手法则可以是隐喻、象征或其他。中西诗歌理论对意象的阐释不同，但又互补、相通，认真对比研究，于诗美创造颇具有意义。     

现代抒情诗的戏剧化建构--评赵恺《镍币》*

当代诗人赵恺善于创作现代抒情诗，他的代表作《镍币》便巧妙借用了新诗戏剧化的艺术手法来抒情达意。《镍币》展现了作者对诗歌内容形式戏剧化建构的执着追求：即戏剧化的场景，戏剧化冲突，戏剧化独白、对白，并由此产生了诗的整体抒情效果。     

诗情的回忆——《朝花夕拾》艺术琐谈

“诗言志”、“歌缘情”.诗情,是文艺作品,特别是诗歌和散文艺术生命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诗情,就很难产生艺术感染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没有热情,就不可能有任何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60页)鲁迅也说过:“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12页)散文是一种富于抒情性的文体,它和诗歌一样,应该抒发“作者心灵的歌声.”应该抒情,也便于抒情,是散文在艺术上的长     

先锋书店：打造精致阅读会所书店

当许多书店还停留在传统经营的阶段．书店环境普遍在“卖书”．先锋抱着对人文与艺术的肯定与关怀．开设了罕见的具有现代公共空间美感的书店．给读者提供了舒适、明亮的阅读空间，店堂里摆放了沙发、坐椅．并设有咖啡，首度将阅读与咖啡、主题沙龙结合．创新了书店经营模式。举办在文学界、学术界较大影响的二次“中美诗歌朗诵会”．邀请美国诗人杰罗姆．罗森堡，国内诗人朱文、韩东参加。著名翻译家许筠教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者与读者见面座谈会等活动．     

试论徐渭诗歌的抒情方式

高反差式抒情是徐渭诗歌抒情方式的突出特征。既诅咒命运又讴歌人生的复杂心理景观是形成这一特征的根本原因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西周气候的变迁看《豳风·七月》的写作时间

西周前期是温热天气,到中叶气候转入寒冷干旱期.根据西周气候的变迁和<幽风·七月>一诗中的物候现象,以及文献考古材料,可以证明<幽风·七月>作成时间不是在周初,而应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崔颢《黄鹤楼》诗解要诠

崔颢写《黄鹤楼》诗是根据不精确的传闻,而非故意用典,今人引经据典指实“昔人已乘黄鹤去”故事,似无必要。崔诗所谓的“昔人”,应该指与黄鹤山有关的“列仙人”,也可以将“昔人”理解为单数,即仙人子安。《黄鹤楼》首旬用“黄鹤”较之用“白云”,应更符合原貌,“唐人选唐诗”作“昔人已乘白云去”的原因可以推测。崔颢《黄鹤楼》一诗有风骨、有兴象、有情思,并非纯粹的七律,而是歌行与七律相结合的佳作。从诗体结构分析,李白《鹦鹉洲》与《凤凰台》仿效崔颢《黄鹤楼》,并未得其神髓。     

风人之旨 谁可独得——略论毛奇龄对朱熹“淫诗”说的批评

毛奇龄极力反对朱熹的"淫诗"说,在其《西河合集》、《经问》、《国风省篇》、《白鹭洲主客说诗》等著作中对"淫诗"及其相关的学说进行了反驳,勾勒了《诗经》被误解或曲解的大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如何解读《诗经》的看法。     

苏辙、朱熹《诗集传·关雎》观点比较研究

苏辙,朱熹同名著作《诗集传·关雎篇》观点有何异同?本文试从对君子与淑女的理解上探讨其同;从对"兴"的理解,对"采荇"的理解及解诗的思想上探讨其异。在《关雎》的主旨上,二人都认为是文王寻后妃。但是,由于朱熹以"理"解诗,苏辙以"人情"解诗,所以朱熹注重心性修养,学诗目的为"养心",苏辙注重"情性"修养,解诗的目的是"解情"。     

《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中的君子形象

《左传》塑造了很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往往反映出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至今仍对我们为人处事有着指导意义。本文着重选取《左传》中《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这两章,试从贤人智臣,巾帼豪杰,"隐君子"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这两章中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君子形象。     

杜诗《洗兵马》系年平议

杜诗《洗兵马》系年有多种说法,文章针对史料的选用及对文本意指理解的多歧性,比较诸说得失,将该诗放在同期杜诗及其整体语境中重新审视,主张该诗或当作于乾元年春。     

黎川陈氏与寿阳祁氏之交往——读《陈甘簃诗文集》札记

清代科举家族之中,江西黎川陈氏和山西寿阳祁氏是南北颇为著名的两大文化世家。家族成员们通过科举入仕,在嘉道咸同光各朝,名人辈出。而两个家族又通过联姻这种方式,得以密切往来,直至民国以降,后代们仍互相唱和,力图维系这种文化上的传承。     

为“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进一解

根据杜甫对苦难民众一贯的情感态度,以及他在作咏雨诗时的惯常思路,其《喜雨》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句,表现出诗人虽心喜蜀中这场雨,但仍心有不足而“忧思”:不仅忧“巴人”也忧因旱灾引起的吴越“盗贼”。因此他盼望再有一场滂沱大雨,不仅彻底解除蜀中的旱象与“气”,而且解除吴越的旱象与灾,从而缓和吴越地区的政局。     

《离骚》“民”字解

《离骚》中的六处“民”字不能一概而论。综合文学史上各家之说，结合全诗意脉，并考之屈原的生平与思想，可知：六处“民”字均可作“人”通释，但所指不尽相同。在“哀民生之多艰”句中偏指屈原自己；在“终不察夫民心”句中兼指朝臣中的善恶两方；在“民生各有所乐兮”和“民好恶其不同兮”二句中均泛指人们、一般人；在“览民德焉错辅”和“相观民之计极”二句中都特指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