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知识论问题意识之定位

在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中，知识论课题是一个较少被触碰的领域，关键原因在于传统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特征并不明显，同时也是因为知识论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有歧义。本文从厘清西方哲学知识论的特质和类别入手，立足于哲学基本问题意识思考中国哲学知识论的阐释方式，重点不在深入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理论并对之提出意见，而是企图针对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课题作出问题意识的定位，说明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问题的关系是问题意识相似而具体特质不同，其本身的特色和重点是实践的人生哲学，应以此特质建构出属于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系统。     

知识论与哲学——评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

熊十力的哲学就是要在哲学和知识论之间划界 ,认为哲学的范围就是本体论 ,知识论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本体论讨论的是终极实在的问题 ,讨论的方法是直指本心的性智。而知识论是向外追求 ,其方法是分析思辨。因此知识论不同于哲学 ,它应属于科学的领域。熊十力这一看法是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虽与本体论有所区别 ,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相传的。本体论关心终极的实在 ,知识论则关心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或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终极实在这样的问题 ,其方法并不是纯粹向外追求。然而熊十力也正确地看到了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并不能使人达到实在     

知识论与哲学－－评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

熊十力的哲学就是要在哲学和知识论之间划界，认为哲学的范围就是本体论，知识论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本体化讨论的是终极实在的问题，讨论的方法是直指本心的性智。而知识论是向外追求，其方法是分析思辨。因此知识论不同于哲学，它应属于科学的领域。熊十力这一看法是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虽与本体论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相传的。本体论关心终极的实在，知识论则关心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或什么方法才能终极实在这样的问题，其方法并不是纯粹向外追求。然而熊十力也正确地看到了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并不能使人达到实在。     

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西哲学认识论分析

“天人合一”的思维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中“天”有复杂的多重含义,“天人合一”因而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传统西方哲学经长期的逻辑演变形成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的发达使传统西方哲学具有明显的知识论色彩。但是,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的环境问题并无直接的逻辑关联．当代环境问题是社会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不同的哲学思维无论是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出现还是解决,其影响程度都极其有限。     

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西哲学认识论分析

“天人合一”的思维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中“天”有复杂的多重含义,“天人合一”因而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传统西方哲学经长期的逻辑演变形成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的发达使传统西方哲学具有明显的知识论色彩。但是,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的环境问题并无直接的逻辑关联．当代环境问题是社会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不同的哲学思维无论是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出现还是解决,其影响程度都极其有限。     

论西方哲学从知识论的本体论向意义本体论的转型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主要领域。以本体论与宇宙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为划分不同哲学形态的标准,可以把西方哲学的三个阶段划分为知识论的本体论与意义本体论两种形态。古代和近代本体论是知识论的本体论,现代西方哲学则主要是意义本体论。从哲学形态的视域看,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转型是从知识论的本体论向意义本体论的转型。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论之当代意蕴

西方当代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之知识论提出了质疑,反思的问题指向了当代批评学派构思中的新知识论,甚至伦理。新知识论强调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与知识(真)的关系,以及重新厘订“客观性”的涵义;同时关注知识主体(人)与知识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理性之知(真)及德性之知(善),被视为相通及相辅相成的,“穷理格物”、“格物致知”比西方传统知识论有丰富的涵义;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超越性思考打破了西方式认知中“主体—客体”的二元格局;儒家“道德理性”中知识主体同时超然同时受场境影响的特殊活动,有别于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强调的“客观性”。中国哲学关于知识的思考涉及“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体性存有”。     

毛泽东哲学知识论探析

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和“结合”的角度,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以实践哲学的视角,从知识的构成、知识真理性的效验和知识的具体应用三个层面对知识做了精当的论述,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毛泽东哲学知识论的有机内容,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哲学知识论。毛泽东注重知识的实际运用,讲求运用的实际效果,改变了历史上对知识纯粹学理上的探讨,注重知识改变世界效能的发挥。毛泽东的哲学知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为实际工作中的具体“结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对知识的追求和辩护─—西方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历史反思

本文从现当代哲学视角阐述了西方哲学认识论和知识论从古至今的演化发展，着重剖析了在时代的变迁中形成的各种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学说观点，认为应当扬弃传统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理论框架和话语方式，重新思考认识论和知识论的未来走向及其新的理论形态的可能性。     

金岳霖知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现代性考察

中国传统哲学在方法上擅长演绎而不善分析,在价值取向上重人伦而轻物理,直接导致了中国知识论的不发达.20世纪40年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写成了<知识论>巨著,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知识论体系,从而在知识论领域进行了一次新的开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论研究长期薄弱的状况,奠定了中国知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中国知识论现代转型中具有重要价值.     

超越知识论——论西方哲学主导精神的根本转向

二千多年来,西方文化一直在知识论哲学的旧靴子中打转。知识论哲学规约着人们的伦理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把整个文化生活淹没在抽象的概念之中。主要是借助于上世纪和本世纪的少数伟大的思想家的卓越的洞察力和批判力,西方文化才得以从知识论哲学的窠臼中超拔出来,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即寻求意义的世界。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科学和文化知识的东渐,知识论哲学也进入了中国并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地位。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史就是认识史。这种见解正是知识论哲学的典型表现,它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要摆脱这种影响,必须对西方知识论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陨落作出深刻的反思和检视。     

"美"的诠释:从知识论到存在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把"美"置于知识论框架予以诠释,有其古老的传统.古希腊哲学中的"摹仿说",可被看作关于"美"的知识论诠释传统的滥觞.它预设了主客二分的对象性和同构性结构,体现着一种典型的知识论范式.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观念及其实践,乃是这一诠释传统的历史复活和表征.海德格尔在美学上的重要性,归根到底在于他实现了美学的"存在论转向",从而颠覆了"美"的知识论诠释传统,揭示了"美"与人的存在本身的本然联系,从而奠定了人的审美活动同人的存在的去蔽之间联系的原初基础.     

“先君子后小人”与“先小人后君子”——两种人性论对中西方传统政治生活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一些文化学人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剖析,将中国哲学称为“君子哲学”,西方哲学称为“小人哲学”。以“君子哲学”为基点,中国传统政治走的是“人治”之路,以“小人哲学”为基点,西方传统政治走的是“法治”之路。这是中西方传统政治最显著的不同     

科学哲学关于知识论的争论及实质

知识论的争论,是以唯心主义经验论或唯理论为背景信念而展开的。现象上是不同形式的知识论观点、方法之争,本质上则是不同形式的科学观之争,是不同倾向的哲学观之争。这种争论,并未超越“形而上学”,恰是“形而上学”在新论域中的延续。知识论的争论,是当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相互对峙的典型思想形态,是西方哲学史上科学哲学观点与近、现代科学方法片面结合在当代的畸形发展和继续。唯物辩证法是理解知识论争论的钥匙,是使争论摆脱困境、走向科学化的正确思想路线。知识论争论的理论思维教训和合理因素,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系统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超越知识论的真理观--后现代哲学对知识论真理观的批判及其意义

哲学知识论及其真理观作为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思想认识观念 ,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近现代 ,在追求所谓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实证主义思潮推动下 ,过度膨胀的知识论倾向却导致两种后果 :一方面 ,哲学力图使自己科学化而使其变成普遍的知识 ,另一方面 ,哲学却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而失去其社会影响力 ,并导致其社会地位的下降。本文通过讨论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罗蒂等对知识论真理观的批判与超越 ,对后哲学文化反传统哲学知识论的立场及其真理观的意义给予评论。     

传统的继承与转化——也谈《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本文将博兰霓知识论的“集中意识”与“支援意识”理论引入毛泽东思想研究之中。认为《实践论》《矛盾论》与传统哲学的关系,类似于“集中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进而论证了“两论”对传统的继承和转化这一命题。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我们当前在哲学理论研究上之所以缺乏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误解而引起的。本文引入类型理论，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所以，它不是唯一的。实际上不应提“哲学基本问题”，而应提“某某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所以它与近代西方哲学（知识论哲学的典型形式）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不是知识论哲学，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所以它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一基本问题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将使我们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获得许多新的成果。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自西化运动开始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为中国哲学寻找合法性根据的过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除少数一两种属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外,绝大部分方法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观念体系。这种以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实质上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从而给中国哲学观点贴西方哲学标签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中国哲学的原生状态视而不见,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存性价值和超时空意义遭到了否定,因而中国哲学获得的“合法性”是被判定了“死亡”的“合法性”。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了某种外来的规范或标准,而在于它自身是否在现实社会还具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从中国哲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创生能力中得到证明,这应当是确认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创生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是对两者超越的哲学;是能够与两者对话的哲学。一方面它必然表征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具体标志则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著?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