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论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的义利之辨历时长久,在为人熟知的重义轻利的儒家和重利轻义的法家之外,有主张义利统一的流派：墨家的义利相合论;西汉司马迁、东汉王充和桓潭等人的义以利生论;宋代李觏、陈亮、叶适、王安石、清初颜元等人的义利并重论。梳理把握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义利统一流派的基本构成,可以对其理论价值及其异同进一步加以确认。     

先秦儒家义利论述评

本文指出:义利论是先秦儒家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人性论是其出发点,“以义为上”是其核心。作为一种观察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先秦儒家的义利论实际不过是随着春秋战国期间新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要求保护地主阶级私有权,以建立和完善新的统治秩序的理论。     

儒家义利思想的现代转换及在企业社会责任培育中的价值

儒家义利思想倡导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主张义重于利,义利统一.鉴于它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存在契合性与冲突性,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植根于传统儒家的义利思想并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赋予"义"新的时代内涵,将义利兼顾、义利相生作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将法治的理念注入义利范畴,使之符合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培育的发展趋向和需求.通过培训和示范效应提升企业家"义"的文化基因,建立"义利相生"的情境机制,加强对见利忘义行为的监管和惩治来构建培育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从而使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现代企业内生化的价值取向.     

朱熹论“义”“利”关系的视阈及现代意义

义利关系是治国的伦理基础,义利关系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故而中国从古代以来,一直就有义利之辨,朱熹在总结各家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并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天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从新的视阈剖析了义利关系,对当今具有重大意义。     

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

儒家和墨家在义利问题上持义先于利、重义轻利和私利服从公利的观点。儒墨义利观中义以为上的伦理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取利价值标准和义是利之本的义利价值辩证关系的伦理价值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中个人、国家公务员群体和企业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价值追求和依此价值标准行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冯友兰"新理学"义利观及其当代意义略论

冯友兰在"新理学"哲学体系中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义利”是中国古代儒家一直强调的问题，它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儒家“义利”观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它的影响与作用是双重的。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辩证分析的方法，认识其思想内涵，扬弃其消极影响，继承并弘扬其积极因素，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倾向是重义轻利，尚义贬利。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影响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几千年。他把知义还是知利、重义还是重利．看作衡量人的品德高下…     

儒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构想的提出,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义利观有着不可忽缺的重要作用。从儒家的义利对立、重义轻利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义利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论述,可以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义利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厚德载物当利不让——从传统观念上看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我国历史上"义利之争"历久不衰,传统儒家的义利观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应当是坚持义利统一,鼓励人们建功取利,并以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价值目标.     

从义利之辨到理欲之争——论宋明理学“去欲主义”的产生

先秦儒家并不主张“去欲主义”,宋明理学在主观上对利欲亦有所肯定,在客观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去欲主义”倾向,其内在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利欲本身是不是恶,义利是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义利之辨的对象是不是泛指的第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孔孟义利之辨与宋明理欲之争在学理规模上的不同之处,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产生“去欲主义”,是因为在一系列理论环节上背离了孔孟义利之辨的真精神。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     

中俄“国家年”与两国经贸合作态势分析

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活动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创举，极大地推动了双边各层次宽领域的经贸交流。然而，“国家年”活动的举办可能不会很快给两国贸易带来任何具体的效果。针对当前中俄经贸合作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全面分析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势，提出了日益凸显的两国贸易不平衡与贸易摩擦问题将具有长期性等观点，并对维护我国对俄贸易产业经济安全提出应对之策。     

论高校学报编校一体之得失

从校对的工作量、编辑的文化素质、编校联系、学报编校的特殊性、减少编辑工作失误、校对工作的发展等方面来看,高校学报编校一体,是可能而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利的。但也存在有忽视校对工作的学科和术科价值之嫌,编辑校对知识与技能缺乏、因熟悉校对内容而导致校对失误,对编辑工作的负面影响等一些问题和缺憾。在实际工作中,应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扬长避短,使编校一体日臻完善。     

生物活性水和辅料对牛粪堆肥腐熟过程的研究

在以牛粪为原料的堆肥试验过程中,加入生物活性水,具有消除臭味、缩短发酵时间的作用,试验结果表明:①从温度变化的角度来看,牛粪、鸡粪、猪粪以7:2:1配料比例搭配,加入生物活性水进行堆肥效果最好.②生物活性水的加入使堆肥过程的pH值稍有下降,减少了NH4 -N的挥发损失,使养分得到保持.③加入生物活性水后的堆肥产品,对植物的生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比较教育学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分析框架的比较及启示

理论分析框架的整合不仅是比较教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路径,也是当代比较教育研究不断完善自身体系的价值追求。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两大理论分析框架——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前者强调运用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概括出整个教育系统的一般普遍规律,后者侧重采用本土化的研究方法为特定教育对象的发展提供决策服务。二者的比较加强了比较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利于建立包容、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不断促进比较教育研究体系的整合。     

英汉思维方式在感知和取向上的差异与翻译

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制。英汉思维方式的不同表现在对文化、情感和喻体等感知方面的不同,也表现在对时间、空间、色彩和方位等取向上的不同。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比较翻译时英汉思维方式的不同。     

环境权的反思、重构与绿色化政策法律的完善

环境权在国际上普遍定义为人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我国学术研究及地方立法基本也是这种观点。这一定义是西方"主―客"两分思维方式和片面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思想。"环境中心主义"倡导的自然的权利、动物的权利,也不可取。环境权应定义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权利,包括人享有良好环境、享有损害赔偿等请求权的财产性权利和通风、采光、瞭望、享有清洁空气、安宁等具体人格权,也包括对环境和生态文明的建议、监督、参与环境管理的政治权利及后代人视为享有的环境权。在环境权反思重构视阈下,我国应实行旅游兴国、自然再生、促进生物多样化的绿色化政策,制定景观法、自然再生促进法、产品包装回收利用法等绿色化法律。     

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回顾与思考

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进行了回顾 ,以示其辉煌 ,分析了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 ,提出我们应该从中得到的启示     

社会道德的兴衰与罗马帝国的兴亡

罗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世代相袭的传统美德。这种传统美德不仅是罗马民族崛起的精神动力,而且对于当时城邦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海外霸权的确立和大量的财富流入罗马,导致罗马社会道德沦丧,传统美德逐渐消失,并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可见,罗马帝国的兴衰与社会道德的变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专业精神与人文道德精神教育融合内化的研究与实践

以专业课程教育为载体,挖掘专业课程教学中蕴含的人文道德精神,将专业教育与人文道德教育有机地融合与内化,增强人文道德教育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分析高校学生的教育现状,研究专业教育与人文道德教育融合的方法与途径。结合《机床数控技术》课程,实践专业精神与人文道德精神教育融合内化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