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义利论的理论地位

本文认为,义利问题是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伦理学中的大问题。在先秦诸子伦理学中,义利论之于天人论,是其价值导向和根本精神;之于人我论,具有内核或精神的地位与功能,之于修养论,则是其目的和指向。由于天人论、人我论、修养论在先秦诸子伦理学中居于关键地位,是建起伦理学大厦的基本构架,因而可以说,义利论是先秦诸子伦理学的核心或精神,也是其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现,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个方面：“先富与共富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邓小平所创设的义利并重与义利辩证统一的义利学说,从宏观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活动和道德建设的发展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伦理意义探析

在分析弗洛伊德人格三结构理论的涵义、特点及表现形式的基础上 ,本文试图指出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论的积极伦理意义 ;破除传统对理性的过度崇拜 ;道德选择的先在性 ;在义利关系上张扬人的利益 ;儿童早期的道德教育等。     

论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及特点

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以义生利,兴利除弊;洋务运动时期主张重义兴利,利国利民;维新运动时期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和谐;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义利统一,建立革命道德。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贯穿着强烈的救亡意识。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导向问题──学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形成统一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是科学的辩证的义利统一观，是以人民利益为基础的义利统一观，是价值取向多元化与价值导向一元化的义利统一观，是价值导向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义利统一观。     

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务件下，“义利”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正确对待和处理义利关系，必须坚持“义利统一”的原则，以社会主义义利观为指导。坚持“义利统一”原则，既要把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目标，自觉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又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只有坚持“义利统一”的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国家、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国外教学论流派与我国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国外教学论流派是在教学论学科发展过程中,由在教学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的教学理论家和众多实践者结成的并对教学论学科发展或教育教学实践产生广泛影响的教学论派别,它不同于教学论学派,也不等于教学流派。时代要求是教学论流派产生和形成的外部动因,而教学论学科内部基本学术要素的适度分散和适度集中则是教学论流派形成和发展的机制和条件。中国目前还没有教学论流派。透视我国教学论基本学术要素的结构分布,中层方法论的缺失、教学论话语的荒芜、学科的过度分化、专门问题的持续研究不足以及研究工作中的独立主义和实用主义等五个方面是导致我国教学论未能形成流派的主要因素,也是我国教学论学科发展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周秦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启示

周文化的精神内核是道义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之中。秦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之中。以周文化为先驱的儒学道义论在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但儒学独尊不等于独存,异质同构、儒法互补、义利兼顾才是历史事实;自觉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之对立,坚持“义利兼顾、综合创新”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义利观取向。     

义利之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义利关系及其当代审视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义利关系是备受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主张在<国语>、<左传>已现端倪.在漫长的处理义利关系的实践和思考中,形成了义之至上、利之优先及义利相和三种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模式.任何一种模式都程度不同的为现代人处理义利关系提供了相关智慧.     

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为了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采取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方法,并借用现代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对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予以论述.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倡导义利并重、义利统一,代表了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和谐发展的社会趋势.义利和谐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文化基础,对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由“术”而“学”——《汉书·艺文志》视野下的纵横家

"纵横家"在先秦诸子中较为特殊,其进入学术视野时间较晚,至《汉书.艺文志》才跻身于"九流十家"。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纵横家本身更多体现为一种实用性的权术,学派的色彩单薄;另一方面因为先秦诸子争论的内容多限于形而上层面,纵横家被排除在外乃是自然之势。而《汉书.艺文志》中之承认纵横家的学派地位,一则由于纵横家在西汉中前期尚有一定的存在痕迹,一则由于《汉志》出现的背景也促使其对诸子之学持更宽容的态度。"纵横家"的出现,实则是先秦秦汉"学"与"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缩影。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两汉儒家天命思想哲学意义上的阐释

在先秦儒学中,天命思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代,这一思想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有了个人意义上的天命不可知论和王朝意义上的天命可知论。王朝之命的认识不同于对个人之命的认识。一种是有意的计划,一种是下意识的结果。但不管何种倾向都已经不是道德伦理的问题,而是属于形而上的范畴。这些天命观对汉代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代儒家两层面的天命观的传统发展至魏晋时期,魏晋士人在王朝层面上失去了对道德主义天命观的信心,转向道家的个人意义上的天命观。这一转变的开始,是由王充、王符公然鄙视儒家道德治国的权威性为标志的。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秦汉九卿源流及其性质问题

“九卿”一词的出现晚于“三公” ,约在战国后期 ,其影响也不如三公说大 ,对战国政治制度没有影响。秦代没有“九卿”的提法 ,其出现在汉代官制中约是文、景时期。西汉的九卿并不是九个卿而是列卿的泛称 ,但王莽时至东汉 ,又按照儒家学说将九卿变为九个卿 ,形式上分属三公。东汉的九卿是专称而非泛指 ,秩次为中二千石。秦汉九卿经历了一个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     

儒士阶层伦理天命观的重建与东汉王朝的建立

王莽改制损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招致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并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使得儒士阶层所期待的理想政治破灭。作为社会精英的儒士阶层并没有随着王莽新朝的崩溃而陷于沉寂,而是进行了群体思考和选择,在刘氏复起的思汉舆论影响下,自觉地对其伦理天命观的取向进行重新构建,促成了东汉王朝的建立,并对东汉一朝的士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虽然曾经一度因为道德文章而相互倾慕，但终其一生，二人关系“怨”多于“谐”。这不仅是因为二人个性气质之迥异，更是出于二人所学之不同。因此，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质上隐含着新学与蜀学这两大学术流派在北宋中后期话语权力层面的交锋。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