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类学情结

基于对民族理论和民族史研究中的困惑 ,并力图解开这些困惑而开始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的。但开始是不自觉地应用 ,随着接触越来越多的人类学专家和论著 ,才进入到自觉阶段。自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开辟人类学专栏、出版“人类学文库”和组织“人类学高级论坛”后 ,才把人类学的“蛋糕”做大、做强。     

我刊编辑应邀出席“2010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

2010年11月5日至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承办,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为主题的“2010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在北京西藏大厦召开。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空间认识论视阈下的文艺人类学

文艺人类学是文艺学与人类学交叉结合的新型边缘学科。在空间认识论观照下,其研究范式实现了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换,科学的文艺人类学走向了诗学的文艺人类学。文艺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出场,为完整地理解诗学的文艺人类学提供了“人类学的文艺”和“文艺的人类学”这双重视角。     

当代欧美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与趋势

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当初正是人类学者将不同文化族群中的教育现象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之一,从此便获得了与家庭、种族、亲属制度、社会组织等领域一样的学术地位,并逐渐地产生了这门学科,同时也决定了这门学科的人类学属性和特征。本文的分析集中在两个大的理论问题上:首先从欧美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与趋势中,提出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理论建构为什么都是围绕“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次,教育人类学在现代性、反思现代性与全球性中是如何开展自己的研究并作出阐释的。     

从工商人类学看商业组织策略行为——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学术思考

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研究工商管理实践问题的新兴学科,能够为现有研究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模式。应用工商人类学思维从“生物进化”的演化模式中探究互联网时代下的商业组织策略行为模式的内在动机和逻辑,指出人类商业文明通过“自我进化”的方式催生出了三种新的变量：新“物种”、新入口和新土壤。新“物种”是资本和创业者交合的产物,其基于“人格”的商业策略模式,将带来新一代的商业入口,而商业的首要土壤已经从传统工业时代的工业和城市转为数据和计算。现代商业组织的策略行为正是在这三种新变量的影响下不断变革和发展。     

马克思法人类学“异化”批判的逻辑演进

与西方传统法人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同,马克思法人类学研究属于哲学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其目的是从哲学角度对人类学研究实证成果进行批判和扬弃。“异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体系的重要批判武器,在其法人类学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逻辑体系构建作用。     

物的表述与物的话语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物”一直是传统话题。“物”曾被作为标识,作为分类原则,作为交换的礼物,等。讨论结果表明,“物”与殖民、“物”与现代旅游、“物”的真实性、民具的意义等问题,都可拓展人类学对“物”研究的视阚。     

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源流与特点

为研究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渊源与特点,通过对博厄斯及其弟子提出的考古、体质、生态、文化人类学4个学科架构的论述,发现美国人类学自诞生之初就深受德国自然科学经验主义和人文哲学的影响,强调文化精神或民族气质,关注文化的历史性以及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形成独特的美国人类学“文化研究传统”;美国人类学发展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引发了民族志表述危机。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两位教授来我院讲学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和四月二十六日,在我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陈冬明(音)和体质人类学教授弗兰克·鲍瑞尔(Frank E·Porier)应邀来我院讲学,分别做了题为“人类学与民族学”和“文化与体质人类学的关系”的专题讲演,介绍了当前美国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新动向、取得的新成果。鲍瑞尔教授在讲到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生物学的相互关系时说,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谈谈历史人类学——以解读萨林斯的《历史之岛》为例

何谓历史人类学？1978年法国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一文中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以一种研究方式,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     

方法论问题：文学的人类学转向——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扎记

2011年5月,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论坛在重庆市永川区召开。结合会议“文学向人类学的转向”的主题,回顾了人类学转向的源起与历史,展示了转向过程中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变化,肯定了人类学转向的重要意义。     

卷首语

生态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因而也是一门充满争议的学科。为此,本期特开辟“生态人类学研究”栏目,共刊发11篇文章,并特别邀请杨庭硕研究员为之写了“主持人讲话”。其中,陆永刚《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一文认为,生态人类学应当突破文化人类仅就单个民族系统探讨民族文化的研究惯例,应当充分发掘和利用地方性生态知识。麻春霞《生态人类学的方法论》一文,提出了“终端验证法”这一方法论理念。罗康智《生态人类学眼中的“生态灾变”》一文,意在探讨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下,对生态灾变的实质问题。相信对此论题关注的读者,一定不会…     

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初探

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们熟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人类学家。是他首先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纳入到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并给予了教育与家庭、亲属关系、种族、社区等人类学研究主题同样的重视程度。费孝通先生倡导的人类学精神和他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从事教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有着实际的意义。当我们把他的“文化自觉”理念引入到“教育自觉”中时,我们开始尝试对本土教育的反思,并在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探索一条既不“复旧”又不“他化”的革新之路。     

“灾害”、“灾难”和“灾变”：人类学灾厄研究关键词辨析

人类学研究灾厄在当下炙手可热,但是在关键词的运用上却显得比较凌乱。正在使用的“灾害人类学”或“灾难人类学”学科称谓在中文语境中都不能全面准确地概括人类学的灾变研究视域,而灾害和灾难在中文词意上亦有明显区别。此外,自然科学的灾变（突变）理论已经由早期的地质学理论延伸到了当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文化和人的本质等问题的探讨,与渐变论或社会变迁理论形成研究视角上的对称和互补。灾变才是人类学研究灾厄的基础性关键词。所以,将“灾变人类学”作为人类学麾下一个分支学科的准确称谓,不但扩大了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内涵和外延,而且也充分体现了人类学作为现代学科的开放性、跨学科性和多涵盖性的本质特征。     

情感人类学的发展理路与现状释义

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情感的浪潮。可到如今,学界对情感人类学的界定及对其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均莫衷一是。西方人类学家对“大人类学”的构想曾存在于北美与欧陆,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文章旨在勾勒出西方情感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介绍当下东西方情感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现状。从情感人类学的视野展开对西方人类学历史与现状的论述,对我们重新认识“西方”十分重要。     

警醒、感恩和展望——写在中国文学人类学获国家立项之际

2011年,以“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为题的学术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的立项．标志着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正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文章在此回顾了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感谢了支持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前辈,并提出了未来需要警醒的问题。     

论跨文化构建历史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研究为对象,以探讨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目的,运用跨文化（Intercultural）之历史深度描述方法界定历史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实践理论意义。跨文化（Intercultural）是指文化的“内在性”、“涵化性”和“互动性”,即通过跨族群文化互动构建历史人类学理论,它与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根据历史民族志和历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跨文化理论方法已经成为研究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理论方法。     

移动的边界：论旅游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访彭兆荣教授

彭兆荣,男,博士,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遴选草案特别会议”中方专家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项目主持人、首席专家,联合国“人与生物圈”（MAB）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巴黎大学（十大）讲座教授,巴黎大学（索邦）高级访问学者、柏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及项目合作教授。主要从事人类学与旅游、文学人类学、文化遗产、艺术遗产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文学与仪式》《饮食人类学》《旅游人类学》《遗产：反思与阐释》《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艺术遗产论纲》《重建中国乡土景观》等专著20余部（含合著）;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在2016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位列民族学排名第2位,社会学排名第29位。2016《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中,位列民族学图书学术影响力第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