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彝尊对《花间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其词学观

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发展,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     

从《人间词话》手稿与刊本比较看"境界"说的发生及内涵

细勘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与刊本的异同,参照其<文学小言>、<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乙稿序>等写作时间和内容,可以寻绎出"境界"说从发生到成型的运思轨迹和学理机制.从<词话>手稿看,"境界"说的形成经历了前30则的灵光乍现和第31则后的自觉立论两个阶段;从内涵看,"境界"说藉由综合求通式"探本"思路,融合了<文学小言>"阶级"说和<人间词乙稿序>"意境"说要义,集"阶级"说的评价功能与"意境"说的描述功能于一体,克服了"意"与"境"主客二分的局限.作为"作品中的世界","境界"概念的广阔外延和丰富内涵使静安自然实现了词学、学术、事业、文化和人生境界的融通.     

《金瓶梅》与《唐吉诃德》“戏拟”叙事之比较

以讽刺世相来揭示生存的荒谬和人性危机的<金瓶梅>与<唐吉诃德>,都采取了传统小说既成的"戏拟"叙事谋略.但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境遇及美学价值指归,两部作品又各有其讽刺的具体内涵.因这一缘故,读者从两部文本同一性的"戏拟"叙事方式中获得的审美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孔子"序"《易传》五篇考辨

<史记>有孔子"序"<易传>五篇的记载,但是太史公所谓的"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一关键问题,传统易学家和现代学者的解说都不能够令人完全满意.如果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从澄清孔子的易学思想本真和梳理<易传>各篇内容入手,可以另辟蹊径说明孔子"序"<传>的准确含义.因为今本<易传>的内容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在孔子之前已经广泛流传的<周易>解说、孔子的思想、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所以就历史事实而言,所谓"序"字含有三重含义:整理;讲述;肇绪.只有在"序"字的这三重含义上,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信记载.     

论《百年孤独》的"陌生化"艺术

<百年孤独>是一部多层次、多内涵的作品,读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它,总会得到新的审美愉悦和审美快感.从近年来的研究中,笔者发现:<百年孤独>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现实主义的主题创作,陌生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原因之一.这种独特的创作方法值得学习与借鉴.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九简新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意义重大.其中第九简评论了<诗经·小雅>中<天保>、<祈父>、<黄鸟>等三篇作品.孔子对<天保>宣扬的敬天谀君思想提出否定意见,正面提出君权德授、王福德赐思想,是孔子仁学德政思想在解读作品时的具体体现,论诗角度具有多样化特点;孔子明确肯定<祈父>的责问理由及诗歌本身,评论有理有据,用"责"字概括<祈父>的内容特点,见解深刻独到;评论<黄鸟>时用"困而欲反其故"准确概括诗旨,并且揭示出"多蒙耻受辱者往往会抨击社会"的普遍现象.<孔子诗论>的面世,可使汉儒、清儒与宋儒的争讼得以了断,为辨正汉儒以来对三篇作品的误读提供了最早依据.     

从《家》到《寒夜》看巴金小说的文本裂痕——兼论其家族伦理演变与叙事逻辑的关系

<家>是巴金的成名之作,<寒夜>是巴金的巅峰之作.两部作品都隐含着作者鲜明的"我有话说"的意念化创作倾向.同时,两部作品都选择了"家"及其伦理关系这一切口进行叙事,但文本的叙事逻辑和作品人物的情理逻辑出现了内在的矛盾--文本裂痕.这一现象在<家>中产生,到<寒夜>逐渐得以弥合,这种在艺术策略的选择与深化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丰富而独特的生命体验.     

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和”之声——汤亭亭作品《第五和平书》分析

同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前期作品中相比, <第五和平书>的主题中蕴合的倡导世界和平的理念已经超越了其对文化身份的建构和分析,从而使该部作品中所蕴合的"和"思想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从汤亭亭作品中"和平"主题的存在意义入手,结合其写作历程和创作方法,分析<第五和平书>中体现的中国"和"文化,并对"和"文化思想在当今世界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行深入探讨.     

论宗璞小说 《红豆》 的人物塑造

宗璞为大陆当代学者型的女作家.1957年她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发表的小说<红豆>,是她开始受到文坛瞩目的成名作.这篇描写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在革命与爱情间抉择的小说,异于当时图解政策的主流作品风格,超越十七年文学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以细致笔触呈现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内心挣扎,得到读者共鸣,但这也使宗璞为此遭逢政治磨难,直到文革结束后, <红豆>才被收入<重放的鲜花>,重新面对读者.本文聚焦于<红豆>的三个主要人物--江玫、齐虹、萧素,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分析,论述宗璞<红豆>的人物塑造.     

明清之际唱和词集与《花间》余波——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

唱和词集与词坛风会关系密切.明清之际唱和词集较多,文章仅限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五部唱和词集.这五部唱和词集重小令,内容多绮艳,风格尚婉丽,表现出<花间>词风的特征,这与当时词坛<花间>余波仍旧盛行有关.明清之际,<花间>余波有起伏消长.<幽兰草>体现它高潮开始的标志,<唱和诗余>体现它的新变;而<遁渚唱和集>的黍离之悲,<随草诗余>的人生感怀,则体现出运渐背离<花间>词风的趋向.     

曹操引用《诗经》的文学史价值

从曹操引用<诗经>的具体情况来看.主要有借用意象,直引原句、篇目,整合概括句子入诗入文等形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引<诗>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用,宋玉作品中出现了对<诗经>的审美性化用,但不占主流.两汉时期,文人作品中对<诗经>的引用以经学化用为主.汉末<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突出了对<诗经>引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但缺少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到了曹操,创造性地发展了对<诗经>文学性引用或审美性引用的传统.通过引用,注入了自己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开启了建安其他文人引用<诗经>的新风尚.     

“序体”源于商周铭文考

序作为一种文体类型,主要用于介绍著作动机和作品内容的编排次序.商周铜器铭文旨在介绍铜器铸刻的因由和展现器主身比先人、序列功名的内在意图,这正构成了后世序体文章的根本特征.因此,将商周铜器铭文视为最早的序体文章是合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这一点可以从<诗><书>等小序的创作事实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从文学伦理学看戏剧中的“弑父”主题

文学与伦理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文学伦理学的视野审视文学名著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古今的戏剧作品中有大量"弑父"主题的出现,尽管"子弑父"的动机和缘由大多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但其伦理学意义以及主题学研究的价值同样不可忽略.因此,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探究<哈姆莱特>、<俄狄浦斯王>等重要作品中的"弑父"主题对于审视西方戏剧具有启迪意义.     

此宋散文革新视野中的《醉翁亭记》

欧阳修的著名散文<醉翁亭记>,在北宋散文革新历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宋元以降阅读<醉翁亭记>有赞扬与批评两种不同的声音,反映了它正处在文学发展的关捩点上.批评<醉翁亭记>者关注的并非此文之审美特性,而是对传统的文体本位主义形式上的坚守.两种声音的交锋显示出散文革新的微观进程,从而揭示了唐宋两次散文革新运动不同命运的文学内部原因.<醉翁亭记>一方面拓展了传统文学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借助有效传播树立了一种文学审美新风尚,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作品价值的判断标准,使散文的审美功能得到凸显,为古典散文打开了一扇文学审美之旅的大门.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解疑

据俞泽箴的遗作<日记>手稿,陈垣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说的"尽阅馆中所藏,日以百轴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轴毕"是他以馆长的身份,给京师图书馆"写经室"布置的任务,并非他自己亲历亲为.同时,陈垣派人录副结集<敦煌劫余录>的时间最早应该是1925年秋冬时节,而绝非他所说的1924年.     

《庄子》内七篇与海德格尔的"生死观"之比较

<庄子>内七篇的生死观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一是"物莫之伤"与"乘物以游无穷"的逍遥人生理想;二是在<养生主>、<人间世>篇中所表达的保身全生,以尽天年的"顺道尊生"的生命观;三是在<大宗师>篇所表达的不悦生、不恶死的"顺天安命"的生死观;四是通过心斋、外物、外生死与坐忘的具体方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庄子>内七篇中的生死观思想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体现的"向死而在"的生死观思想虽然性质不同,但却有相互比照、相互发明的意义.     

不言之教——《易传》中的儒家道德修养思想

<易传>是儒家诠释<周易>的作品,其核心思想反映了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哲学.事实上,<易传>是儒家的一部道德形而上学与道德修养方法论的经典,它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作为一个真正有智慧和能力的人生活于天地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易传>中包含了儒家的一种以伦理化的世界观和道德修养体验为核心的"元教育"思想.这种"元教育"着眼于"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生体验,它不同于作为文化内部传承过程的言传身教的"教育",而是一种指向语言之外的形上之思、道德信仰及其实践智慧的自我修养过程,一种超越了语言的"不言之教".<易传>的不言之教既代表原初意义上的教育,也表征着人类教育所应该遵循的一些根本原则,对现代和未来的教育具有意义深远的启示.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     

论《老残游记》中"山水之游"的审美艺术诉求

<老残游记>中"山水之游"的审美艺术诉求,首先表现在作品本身描述山水景物独特的艺术彰显和非凡的艺术追求,开放的胸襟、磅礴的意象、声光色等自然元素的渗入,充分展示出作品独有的审美艺术境界;同时,"山水之游"作为<老残游记>的一部分,作者又倾力驾驭,巧妙地将山水景物描写与整部作品情节的发展、结构的韵律、人物的思想情感等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