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体社会化实现的一般行为规律

一、对社会化基本途径理论的再认识人的社会化尤其对于社会化实现的过程与途径,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人格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共同感兴趣的重要理论问题,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个体的社会化经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两种基本途径。前者是指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执行者实施社会化的过程;后者则是个体接受社会影响,把现实世界内部化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可我却认为,“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之间的统一必然存在着中介,这就是个体的活动。当我们研究活动本身     

论“Bildung”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地位

Bildung即教化概念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教化的概念分析,可知教化的一般本质就在于使人类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以及伽达默尔将教化区分为实践的教化与理论的教化。教化概念其实可以看作是《真理与方法》乃至伽达默尔的整个解释学的开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知识经济”辩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知识经济”是国内外政治家及学者对同一问题基于不同世界观的回答.前者是对马克思“科学是生产力”论断的继承和对时代发展的本质概括,而后者则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崭新时代.前者更为全面深刻,我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既是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战略措施,又是回应世界“知识经济”时代潮流的最强音.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     

论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与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区别

由于贝塔朗菲的系统论和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理论都宣称探讨事物系统的"涌现"或"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性质,导致许多学者认为复杂性研究只是在系统论研究范围内兴起的新思潮,殊不知"一般系统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原理上大相径庭.前者研究的是动力来自整体、实行自上而下集中式控制的中心化的个体,后者研究的是动力来自要素、实行自下而上分散式协调的无中心的群体;前者认为无序性与系统性格格不入,后者认为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结合("混沌的边缘")是能动系统存在的条件;前者产生于对还原论研究方法的否定,后者至少部分地回归了还原论或创立了新型的还原论,等等.总的来说,前者代表着对简单系统的研究,而后者代表着对复杂系统的研究,因此复杂性理论扬弃和包含系统论.     

“两质态论”与“三效力说”：行政行为效力体系重构

公定力的本质其实就是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公定力理论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应该以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理论”取代公定力理论.在效力形态上,行政行为效力有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之分,即行政行为效力的“两质态论”;在效力内容的具体构成上,行政行为效力可以分为存续力、拘束力与实现力,即行政行为效力的“三效力说”.“三效力说”与“两质态论”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对于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的理论建构而言,二者不可分割、缺一不可;前者为“效力内容论”,后者为“效力形态论”,正是二者的对立统一,才构成了完整而又科学的行政行为效力体系.     

韩愈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的引导策略

韩愈的“引导”策略大体可分为话语引导和行为引导,前者有口语化和对话式的特点,后者主要以体验、经历和人格对学生进行引导。     

“五色笔”的继承与差异——江淹、郭璞创作之比较

《诗品》和《南史.江淹传》中,一支“五色笔”奇妙地将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大诗人郭璞和江淹联系在了一起,而这同样怀抱“五色笔”的二人在创作上却既有继承又有差异：笔下色彩同样艳丽缤纷,但却是前者明亮后者朦胧;选择的意象同样奇幻,但却是前者飘逸后者虚渺;蕴含的情感同样忧郁,但却是前者痛苦后者绝望。一支五色笔,揭示出的不仅仅是郭、江两人创作上的联系,更是两人文化意义上的承袭与嬗变。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对“言文一致”命题的重新审视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对汉语的全面反恩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从古今道德状况差异看“教”与“化”的优劣

当代中国道德水平下降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照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化的丰富历史经验 ,目前有两方面的失误不容忽视 :一是对知识阶层的“教”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 ;二是对普通百姓的“化”缺乏寓教于乐、寓教于美、寓教于情的高品位、易播布的文化精品。鉴于前者 ,则难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社会精英 ;鉴于后者 ,则难以承担起引导民众提高素质的使命。而要扭转这种状况 ,就应该认认真真借鉴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教”与“化”的丰富资源     

“爱”与“公正”教育：儿童德育的“新起点”

“爱”与“公正”是人类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起始范畴”。培养儿童具有一颗公正的、爱人爱己之心 ,不但是社会的需要 ,更是儿童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实施“爱”与“公正”教育的有效途径是 :转变教育观念 ,引导儿童学会做人 ;端正教育者行为 ,重视身教。     

“阶级的解放”与“个体的觉醒”——“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两种妇女解放观刍议

“五四”时期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 ,妇女解放理论出现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阶级解放”论和以胡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个体觉醒”论。前者看重妇女的整体解放 ,后者则更加关注女性的个体自觉。两者在妇女理论研究上都具有开创意义 ,但又都潜在着某种偏颇与局限。其共同构成的理论格局影响至今 ,有待深入与突破。     

问题导学：在“学”与“导”之间融合

数学教学过程中,导与学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问题导学,先“学”后“导”,实现有效对话,问题是中心,是媒介．对话因“问题”而起,它不仅能引发个体思考,还较好地引起了个体与群体思维的碰撞．通过建立新知联系,提出学习问题,展示分享交流,自主探究解决,师生总结评价,让学生分享智慧、对话交流,在问题解决中促成儿童在自主学习中享受快乐、实现自我．     

“美是什么”与“什么是美的”

苏格拉底“美是什么”追问本体，要求一个本质定义作为回答，是西方式的美学话语模式；希庇阿斯“什么是美的”以指示定义的方式指出美的形态，是中国式的美学话语模式。前者表现为封闭的终极模式，后者表现为开放的生成模式。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的一场问答预示了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对话的不可能性与可能性。     

《管子》“教训成俗”的道德教化论

《管子》的教化即道德教化思想,不仅有着完整的体系运思,而且不乏亮点;把因循作为施行教化的原则,则是亮点中的亮点。推重依据个体的具体情况来施行教化,体现了对个体的高度重视,无疑为个体自身价值的社会实现创造了最好的前提条件;强调根据人的具体能力来使用人的运思,对教化实践的润滑运行无疑是有力的支撑;在教化调控的问题上,注重环境对人的影响,尤其聚焦“水”对形成人性格的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在教化史上有着独到的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也有着借鉴的价值。当然,在能力的方面,它重视的也仍然是道德第一、才能第二的中国古人共同选择的价值指针,并没有走出道德决定主义的怪圈。     

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第二自我”

事情自身的主词化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理性”章所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它构成了接下来的“精神”章的基本理论旨趣,并在伦理、教化与道德世界形态中具体表现为关于三种自我的观念.对“第一自我”与“第三自我”,黑格尔均有比较明确的指称——前者为“人格的自我”(das Selbst der Person),后者为“良知的自我”(das Selbst des Gewissens):而对所谓的“第二自我”(das Zweite Selbst)则语焉不详.这与“自身异化的精神”一节在整个精神章中所处的重要位置是极不相称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三种自我”观念的深刻理解.本文立足于对精神章“自身异化的精神”一节的两个主要论题(教化与启蒙)的阐释,专门探讨了第二自我在其中的形成及对它的恰当命名问题.     

冰心“爱的哲学”生成环境浅论

冰心“爱的哲学”的生成环境可以从社会和个体成长环境两方面分析,前者主要包括五四时期文艺思潮对人道主义的推崇、对童真的发现与崇扬以及泰戈尔哲学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后者则主要是指家庭背景和基督教精神的影响。     

作文——宽松自由写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孩子可以与父母、同学以及其他自己亲近的人，进行长时间的对话交流．具体而又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阐明自己的观点。但到了习作时，却总觉得无话可说，无内容可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反差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作文与对话、交谈相比，二者带给学生的心理负担不同：前者是“要我说”，后者是“我要说”；前者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后者则没有太多限制；前者面对的说话对象是极具权威的老师，后者面对的则是一般倾听者：前者要考虑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和成绩，后者则没有太多顾虑……众多的因素．导致了孩子们“恐惧作文”。因此，在作文教学中，我们应努力给孩子们创设一个宽松自由的作文心理环境．引导孩子积极主动地去描述生活．抒发真情。     

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行为构成

本文论述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行为构成,认为本罪保护的法益是以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权和正常的劳动法律关系为主体的劳动法益;行为主体负有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义务的自然人和单位;“劳动者”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依照劳动法律法规应当得到的报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以及应当由用人单位交纳的保险费等.本罪行为类型有两种,即逃避支付劳动报酬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前者是积极的不作为,是原因行为的实行化,后者是消极的不作为;前者是行为犯,后者是结果犯.     

审美反映与艺术揭示 ——钱中文与叶秀山“文艺反映论”之比较

钱中文和叶秀山的“文艺反映论”都是对传统文艺反映论的创新性发展,但二者差异颇大。就“反映者”而言,前者强调创作主体,后者推崇艺术家。在反映者定位和反映者能力的阐述上二者差异明显：前者将反映者定位为“主体”,后者将反映者定位为“在世界中的人”;前者看重反映者的“感动力”,后者看重反映者的“洞察力”。就“反映内容”而言,虽然二者都坚持“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在对“现实生活”的界定和“反映内容”的认定上,二者却有差异：前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客观现实”,后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生活世界”;前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心理现实”,后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基础生活”。就“反映方式”而言,前者认为其是创作主体“改造”客观现实,后者认为其是艺术家“揭示”基础生活。差异成因源自二者在思想动因、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不同。